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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建第一任秘书长盛康年
201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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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民建组织始有秘书长这个职务可以追溯到1953年。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768名会员,经选举,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等7人为副主任委员,盛康年为秘书长。在此之前,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时期并没有设秘书长这个职务。盛康年是上海民建组织第一任秘书长,在盛康年之后有陈铭珊、刘念义、祝公健、王洪昌、顾宗棠……,那么,盛康年是怎样一位人物?对于早期上海民建组织起了哪些作用?在此,略述一二。

  青年时从事爱国抗日救亡运动

  盛康年,又名仲悟,生于1914年2月,浙江慈溪人。父亲盛丕华,在沪经商多年,母亲洪氏。他是长子,被盛家视为掌上明珠。康年自幼聪颖,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勤思好问,博览群书。青年时期,他就读震旦大学,广交朋友,接触了许多左翼文人、艺术家、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盛康年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激于民族义愤,积极探寻救国之路。1933年,年仅20岁的盛康年担任《新社会》杂志的主编,《新社会》杂志是半月刊,是盛丕华早年在静安别墅创办的中产阶级团体“中社”的出版物。盛康年年轻,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比较快,把原来只谈风花雪月的《新社会》改进为评论时政、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新社会》改版后受到中层知识分子欢迎,其影响扩大到北平等地,后遭国民党政府查封。也就是在那一年,盛康年开始和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那位党员就是建国以后武汉市第一任书记吴德峰同志。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七条纲领”。不久,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签名发起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盛康年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化名盛仲悟,投入学生界、文化界、职业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到青年学生中发展“武卫会”组织,组织进步学生读书会。次年夏天,他深入到工人中间,在南市一个女工夜校教课。他热情地指导女工学生写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启发女工们的思想觉悟,还帮助女工创作上海方言话剧,宣传抗日。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他练就了善联络、善交际的本领,与人交流中,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力。

  红棉小开参与民主政治

  盛康年被称为“红棉小开”。“红棉”是指开设在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西北转角的“红棉酒家”,现已拆除。红棉酒家虽是宁波人开设的,但餐馆特色却是粤菜,厨师也是粤菜名师,老板是盛丕华,因此人称盛康年“红棉小开”。其实,盛康年不仅是小开,而且是几家公司的股东,按现在意义上说,是工商业者。最新资料显示,盛康年既是上元企业公司股东,又是开美科药厂的股东。开美科药厂的全称叫开美科化学制药厂,厂址在淮安路313号,员工有36人。主要产品有钙素母片、钙素母粉、葡萄糖酸钙片。当年,钙素母片100片装的每月生产2万盒,葡萄糖酸钙片100片装的每月生产1500瓶,40%销本地,60%销往外地,销往华西、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他在开美科药厂职务是经理,总经理是谢曜。

  1939年,在父亲盛丕华任红棉酒家董事长时期,协同组织“星期聚餐会”,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聚餐会逐渐成为议论时局的宴会。同时把红棉酒家三楼改为“红楼”,专供爱国民主人士活动之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企图独吞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盛康年非常愤慨,在工商界开展民主进步活动。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盛康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组织由53个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他是该会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联合会理事。大会推举盛丕华等10人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作和平请愿。6月23日,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被特务围攻殴打,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盛丕华被殴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盛康年闻讯,即赴南京,协助父亲与国民党作斗争。

  在早期民建组织所起的作用

  1946年1月,民主建国会成立不久,总会推派杨卫玉赴上海发展的会员中有盛康年名字。1946年11月,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成立时,盛康年是9位监事之一。盛康年担任监事一年整,1947年10月,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干事会成立,盛康年没有担任职务,原因是受命协助地下党,隐蔽行动,陪同父亲及民主人士转道赴北平。1948年12月离沪赴港,次年3月转道经天津赴北平。到北平以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宴请。

  盛康年北平的活动在《盛丕华日记(未刊)》有所记载,盛丕华在日记称康年为“康儿”,如:1949年5月14日(星期六)“起孟约往琉璃厂购纪念册,购毕,在中山公园稍憩,康儿、子婴在此共饭茶。回寓午餐,康儿交来瑞年函说,明日有人去港可带信。”起孟是孙起孟,子婴是胡子婴,都是民建成员,在北平筹备新政协会议,盛康年利用午餐时间与胡子婴商量工作。盛丕华回到住处后,盛康年向父亲说有人去香港,可以捎信给弟弟盛瑞年。又如:5月17日“潘约在任老房间谈话,说明日上海去,拟邀康年同去,因上海工商业范围较广,需要联络沟通工作,他是工商业(者)颇为相宜,问各位意见如何?首任老表示赞成,余亦同意,次问子婴、起孟均无异议。现在暂时不用民建名义,用个人去洽办……”。“潘”是潘汉年,黄炎培称“任老”,潘汉年欲邀盛康年先行回上海,征求黄炎培等人意见,因为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工商业发达,需要熟悉上海工商界的人士去联络,物色盛康年这位人才,不以民建名义,以盛康年个人名义去。黄炎培、盛丕华、孙起孟、胡子婴均无意见。从这段文字可以分析,盛康年在纷繁的上海工商界中能够起到的联络作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即29日,民建总会在沪常务理监事和临时干事会举行会议,为了适应上海解放后形势需要,商定把“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盛康年担任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临工委分工,盛康年与胡厥文、陈巳生、施复亮、俞寰澄等为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同年9月,他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回沪后,上海民建“扩大临工会阶段”,也就是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盛康年开始担任常务委员,成为上海民建组织的领导核心。1950年2月至1953年3月,新的扩大临工会阶段,盛康年仍然担任常务委员。在整个临工会阶段,盛康年发挥自己善交际、善于做人的工作,担任联络处处长,同时兼任工商经济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值得指出的是,当年工商经济研究会副主任委员有2位,另一位是荣毅仁,他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研判形势,学习宣传贯彻《共同纲领》。盛康年对工商界朋友不论旧雨新知都能坦诚相见,因此,当时上海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人士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亲切地以“康兄”向称,潘汉年同志曾高度评价他在党和政府与工商界朋友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请出太太做工商界家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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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上海工商界有16.3万户。政府对于工商界采取“团结、改造、限制、利用”的政策,工商界中有积极的,但也有观望的、有消极的,参差不齐,许多工作必须依靠家属来做。因此,民建工商联两会专门设立工商界家属委员会。盛丕华夫人金曰英是工商界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盛康年太太周素琼是工商界家属委员会的骨干。说起盛康年太太周素琼,她是上海滩一号车主的闺女,她父亲周纯卿经商多年,获利后购买房地产,成为一方富商。她的伯父周舜卿,是上海总商会议董,当时上海总商会是绝对富商加入的组织,会员年交会费需要三百两银子以上,一般商人是没有条件加入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开会,周舜卿有固定座位,坐第10位,也可以说明周家在上海滩的地位。周素琼低调,从不讲这些事情,反倒是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把这些陈年往事梳理出来。

  周素琼在盛康年鼓励下走出家门,配合党和政府做工商界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期间,周素琼和工商界家属委员会的成员一起现身说法,到工商界人士家中“串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盛康年对太太说:“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有时我们在会上做不通丈夫的工作,或许你在会下做通了家属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这项工作远比一般工作来得重要……。”周家的女儿本来影响就大,朋友和熟人也多,现身说法,果真见效。刘靖基先生听说她很会做工作,邀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太太吴舜琴的思想工作。由于她工作出色,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1956年3月29日至4月6日,她作为上海代表团成员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在会议期间,盛康年非常惦记,写了一封信太太,表达了思念之情,同时又在信中不忘关照几句:“这几天想你们一定很忙,这是对人民有益的贡献,辛苦一点是应该的。但必须要切记不要有出风头的思想……”。在信中,盛康年引用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那篇文章的话:“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塊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呼应他告诫太太不要出风头这层意思。

  1955年发生了“潘杨冤案”,盛康年心中很是苦闷。“反右”斗争扩大化时,他受到了错误批判,停止了一段时间工作。后来他调任市商业二局任副局长,又积极地投入工作,对发展上海市饮食服务行业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意见。1965年10月14日,在父亲去世4年后,盛康年因患癌症英年早逝,年仅51岁。

文/文舟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