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近年来企业“出海”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国有企业“出海”实绩方面，上海的市属国企在世界500强中有6家，“出海”国企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境外设立的各类代表机构也已达到1200余个;在民企方面，2023年上海民企备案投资额达到61.97亿美元，占全市89.45%，已成为“出海”的主力军。与之相配套的是，上海在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方面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有序推进的优势。在服务总量方面，2021年1月至2024年上海上半年的全市涉外法律服务总量为505446件。在平台创新方面，上海致力于加快推进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与整合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但在近期的调研中也发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上海企业的“出海”需求亦发生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更加凸显建设企业“出海”法律服务支撑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建设上海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一)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是应对国际竞争格局的战略需求

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的核心逐渐从资源争夺转向制度、规则与法律话语权的博弈。美国通过设立涉华专门机构、推动单边立法等方式强化对华遏制，欧盟、东南亚等地区也不断出台针对性贸易政策，我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法律风险显著升级。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上海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承担着引领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的使命。2023年上海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额占全市89.45%，但涉外法律服务能级与企业需求存在明显落差。应对跨境纠纷时仅能依赖境外律所，陷入“服务被动、成本高昂”的困境。因此，构建系统化法律服务支撑体系，是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实践，更是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二)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是解决现实商业困境的迫切需要

上海企业“出海”已从传统贸易向产业链布局升级，但法律服务供给呈现“三不匹配”：其一，服务能力与新兴领域不匹配。新能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出海时，国内律所对欧美技术管制、出口合规等领域的服务能力不足。其二，服务效率与跨境时效不匹配。跨境贸易中，海关操作、商标注册等环节的时效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其三，服务覆盖与区域拓展不匹配。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成为上海企业投资热点，但法律服务资源集中于欧美。盈德投资在印度、泰国开展业务时，面临劳工纠纷、行业准入等问题，却难以找到熟悉当地法律的国内服务机构。

(三)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是提升城市法治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二十大以来，已有多个中央文件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法治软实力已成为国际大都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纽约、伦敦等城市以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跨境商事纠纷在此解决。故上海作为本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指标城市，要实现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需以法律服务支撑体系为抓手，实现资源集聚能力、规则对接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

二、上海企业“出海”的重点风险与困境

(一)从知识产权注册到维权的全链条困境

多数企业普遍存在“重国内、轻海外”的商标注册意识。在各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多家企业因缺乏系统化的指引机制而导致维权渠道呈现滞涩。上海在“出海”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二)跨境贸易合规的复合型挑战

在海关实务操作方面，许多小微企业反映在自身缺乏海关相关经验的情况下，政府所提供的“单一窗口”操作培训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在区域政策动态追踪方面，东南亚国家政策更迭频繁，而企业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有限。

(三)海外投资从准入到运营的全周期风险

涉及高危行业的“出海”企业面临国内外双重合规监管压力且缺乏有效的支持渠道。国内缺乏针对细分行业的海外合规数据库，导致企业只能通过反复试错积累经验。“出海”企业在海外运营中普遍面临劳工与税务方面的复杂问题。上海在跨境人才流动的法律配套服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企业对跨境争端解决机制了解有限，因此在海外常陷入选择困境。

(四)法律服务资源从获取到应用的系统性障碍

在法律服务资源获取方面，人才储备是首先需要重视的基础性资源。据2023年的数据，虽然上海全市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约3500人，接近全市律师总数的10%。但与中国近年在海外面临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加大的现状相比，优质涉外法治人才依然严重短缺。企业“出海”的涉外法律人才储备存在“三缺”状况：缺乏小语种人才(如越南语、泰语)、缺乏具备行业复合背景的人才(如半导体+法律)、缺乏海外实务经验。

除上段所述的“人才获取”困境外，“出海”企业获取外国法律信息的渠道也存在单一昂贵且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缺乏统一可靠的企业信息集中查询渠道;同时，因语言与文书格式差异，对东南亚企业所提供的营业执照识别困难，难以通过注册文件判断其合法存续状态;此外，尽管部分当地政府设立具有公信力的网站提供相关信息，但多数需支付高额注册费用。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中心虽已设立，但尚未建立针对企业高频需求的快速响应机制，导致企业与查明机构之间信息对接不畅。

在法律服务的应用层面上，法律服务模式同质化问题突出，即现有服务多集中于基础合同审查，难以适应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三、构建上海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的若干建议

上海要建设企业“出海”法律服务的支撑体系，应当充分体现为三大方面的协同：一是在方案制定过程中，要明确总体目标定位和具体实施举措之间的关系，同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二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要区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区分上海“市、区、街道(镇)”三级政府分类施策，减少同质化措施导致的资源浪费;三是在具体举措的落地方式，应当以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分为中心点，同时连接政府、高校、司法部门、仲裁与调解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核心法律服务资源，精准对接“出海”企业的法治需求。

(一)目标定位

作为中国经济的标杆城市，上海构建企业“出海”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应以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为指导，构建“覆盖全链条、对接多区域、融合多领域”的企业“出海”法律服务支撑体系，打造国内领先、国际认可的企业出海法律服务高地，为企业提供“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救济”的全周期支持，助力上海成为全球企业“出海”的首选服务枢纽。但以上目标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切分成阶段性目标从而稳步推进体系的完善，以下分别设定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任务规划：

近期：未来5年，在市级层面统筹成立“上海市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中心”，整合华政外国法查明中心等资源，搭建覆盖多数国家的法律查明数据库;在区级层面配合做好资源对接与需求收集，在街道(镇)层面建设直面企业的服务网点，如金桥镇拟成立的“企业走出去法律服务中心”。同时，应逐步扩大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联盟，以其为主要人才输送资源中心，并由市司法局、商务委牵头，联动上海本地现存律所资源，培育10家涉外律所，设5个海外联络点，将纠纷响应时间缩至48小时内，形成20项行业合规指南，精准对接企业在知识产权、跨境合规等方面的需求。

中期：到2035年左右，市级层面争取10家国际仲裁、调解机构在沪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占全国30%以上;区级层面依托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等优势，聚焦支柱产业需求，持续做好需求调研与衔接。同时以政府部门为中心，联合仲裁中心、调解机构、高校等主体，建成覆盖50个以上国家的“全球法律智能服务平台”，建设10个海外实训基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响应企业海外投资全周期法治需求。

远期：到2050年左右，成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市级层面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5-10项国际商事服务标准;区级层面巩固基层服务，助力形成“上下联动、内外贯通”生态。以市政府为核心联动全球资源，实现上海律所海外分支覆盖“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国家。

(二)主要措施

1.建立多维度法律查明与合规指引体系

为解决企业“出海”时面临的“适用当地法律意识不强、查明成本高、效率低”和“缺乏可复制的合规指引”等痛点，上海可参考美国商务部提供的《国家商业指南》、欧盟构建的EUR-Lex法律数据库以及国内宁波等城市编纂的案例汇编指引，整合多方资源，构建系统性的法律支持机制。

一方面，构建“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整合华政外国法查明中心和“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等资源，重点收录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商标法、海关法、劳工法等高频需求领域法规，每季度更新政策变动信息。同时，可在数据库内开发“法律智能匹配工具”，企业输入“目标国家+行业”即可生成相应合规清单。

另一方面，发布行业合规指南与案例汇编。针对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跨境电商等重点行业，整理上汽应对欧盟反补贴调查、阡上花的海关操作等案例，形成《企业出海合规指南》，每年更新2次。建立“案例共享平台”，企业可匿名上传纠纷处理经验，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信息安全，由市商务委、律协负责运营。

2.建立海外纠纷应急响应网络

为帮助企业在跨境争端中跳出其所面临的“救济渠道缺乏、解决机制不熟悉”等困境，需构建快速响应、多元衔接的纠纷解决体系。一方面，可以在越南胡志明市、泰国曼谷等企业集中地区设立线下的“法律服务联络点”，对接当地律所，为企业提供24小时应急法律咨询，如货物滞留、政策突变等场景的快速应对;另一方面，可以在线上开发“纠纷响应小程序”，企业上传问题后，系统自动匹配国内专家与海外联络点资源，形成解决方案，由市贸促会负责统筹。

3.构建智能化法律服务平台与资源枢纽

为解决“缺乏统一渠道查询海外企业信息”和多数企业所面临的“优质涉外律所难匹配”的难题，上海可以在借鉴美国“国际贸易法律师网络”(ILN)的全球资源对接模式、欧盟“欧洲企业服务网络”(EEN)的一站式服务理念的同时，参考国内东莞“智慧仲裁”和深圳“可视化指引”的技术应用经验，依托现有的先进数字化技术构建多个资源聚合平台。

一是开发“企业出海服务云平台”，整合海关、税务、外管等部门数据，实现“单一窗口”与法律服务的无缝衔接，企业申报出口时可同步获取目标国的关税政策、合规风险提示。在平台内还可增设“海关实务课堂”板块，邀请海关专家录制操作教程，针对“单一窗口”申报、原产地证书办理等内容提供视频指导，解决前文所述阡上花反映的“学习途径缺失”问题。此外，还可以参考我国2020年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工作，开发云平台的在线服务，为企业提供在线申报等线上便捷办理渠道。二是建立“涉外法律服务资源库”，收录国内外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信息，按“国家——领域”分类，企业可在线预约对接，完成服务后企业还可对机构进行评分，平台定期公示排名，由市司法局、市场监管局监督管理。在街道(镇)级层面，可探索政府主导和出资遴选优秀的法律服务机构(主要是律师事务所、高校、法律研究机构)，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一对一定制化法律服务。三是激发各涉外法律服务主体的服务规范与拓展意识，不断丰富涉外法律服务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4.培育国际化法律服务人才与机构

为响应《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中所提出的“鼓励本市仲裁机构建立涉外仲裁法治人才培养基地”，需积极推动政府、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等拓展涉外事务岗位，切实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侧”改革。在此方面浦东新区已经进行了具有高度借鉴价值的试验，如在“涉外法治人才高地”的平台下对高端紧缺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给予20万-5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又如浦东法律服务业协会联合上海多家律师事务所，共同推出10个涉外律师高薪岗位。

除以上浦东新区的成功实践，还可以参考苏州与新加坡律师交流项目的人才实训模式和东莞对涉外律所专业能力的扶持举措，通过构建人才培育与机构扶持相结合的双轮驱动体系来解决上海涉外法律人才“三缺”和服务机构“海外布局不足”的问题。

针对“出海”企业所提出的对“‘本土化+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上海可以因地制宜地实施“涉外法律人才培育计划”，为解决现阶段国内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学术研究水平与实务运用能力脱节的问题提供可行方案。一方面，与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企业出海法律实务班”，课程涵盖东南亚法律、跨境争端解决等内容，学员需在海外律所实习3个月，结业后纳入“涉外人才库”;另一方面，每年选派50名律师赴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律所实训，重点学习国际仲裁、海外并购等业务，对入选人才库的律师，在职称评定、项目承接上给予倾斜，对服务中小企业出海的律师实行补贴。

上海应逐步扶持涉外律所“走出去”。鼓励上海律所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对首个海外办公室给予50万元补贴，与当地律所联营的再追加30万元，由市司法局、财政局落实。推动“中国律师+本地律所”协同服务模式，建立“联营律所白名单”，企业可通过平台查询合作案例与服务报价。

5.完善政策保障与跨部门协同机制

为统筹各方资源形成服务合力，回应企业对“政策支持碎片化”的反馈，需构建多层次协同保障体系。

一方面，借鉴东莞七部门联合组建服务团、宁波统筹海事法院等机构资源的多部门联动经验，建立“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每月召开会议，成员包括市司法局、商务委、海关、浦东政府等部门，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如阡上花的海关指导需求、盈德投资的法律查明需求等。设立“服务专员”岗位，为重点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跟踪解决海外法律问题，专员由各部门业务骨干轮流担任，任期1年。

另一方面，出于保障小微企业“出海”权益的考量，宜向其推出“法律服务补贴”与风险分担政策。例如，对年销售额低于1亿元的中小企业，购买涉外法律服务时给予30%费用补贴，单笔最高5万元，由市财政局、中小企业局负责实施。同时，对参与“案例共享平台”的企业，额外提高5%补贴比例，鼓励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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