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伟

近期，武汉小学生被老师开车撞到身亡，小学生母亲杨女士被网暴之后，自杀身亡。这是又一个网络暴力下的悲剧。网络暴力不可能根治，是因为网络暴力涉及到公民隐私权、舆论监督权、言论自由权互相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属于复杂情形。

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降低了网络暴力对社会的危害，但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虽然刑法对网络暴力有响应的处罚措施，但实际造成严重后果，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很少，其中涉及立法内容、举证以及法律适应性等问题。

2、网络暴力受害者虽然可以向网络平台提起申诉，但由于申诉量过大，每年有几百万次，网络平台无法及时、有效进行区分言论自由与网络暴力，所以网络平台把大量的争议留给法院解决。即使网络平台能区分一部分网络暴力，但处理也非常慢，有处理结果时损害后果可能已经发生。

3、虽然法律规定了人格侵权禁止令，但目前实际案例很少。而且是否可以在起诉前或起诉同时，从程序上先申请行为保全，禁止网络暴力的发展，目前还有争议。

此外，普通人对成为网红与网络暴力认知不足，对网络暴力危害性普遍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不了解合理的应对措施。

随着网络传媒尤其是自媒体等形式日渐普及，应对网络暴力已刻不容缓，需要在规则制定、用户引导、司法实践等打出“组合拳”，避免极端评论引起悲剧。建议如下：

1、严查网络暴力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按照法律规定，网暴者可能涉嫌“侮辱罪”、“诽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对于杨女士这样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行为，很可能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应该尽快着手调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一旦开始调查，就要通过新闻媒体告知公众。即使将来调查结果是不构成犯罪，这样的新闻，也是对网暴者的警告，对普通大众的普法教育。今后发生类似的网络暴力事件，有可能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应该第一时间高调介入调查，以震慑网暴者。同时，国家每年发布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提醒网民不要触碰红线。

2、研究制定评判规则，并用于违法行为发现和信息收集。

(1)国家网信办做好前沿研究，以人工智能方式，快速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以目前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根据申诉人提供的材料，对是否存在网络暴力，做初步判断，应该不难。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解决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投诉量的快速分析。人工智能的判断即使有错误也没有关系，另一方有权通过法院诉讼寻求最公平的结果。

(2)由网信办牵头建立网络暴力受害者快速保护机制。每年的网络暴力数量很大，根据其传播的范围，对个人的影响也不一样。成为全网热点事件，影响力一般是最大的。建议网信办及网络平台企业，从每天的热点事件中前10件，全年前3650件中，选取十分之一最有可能的网络暴力受害者，将他们界定为：潜在的网络暴力受害者高危人群。由网络平台、网信办主动发送一些告知，提醒网络暴力可能存在的危害性，并告知其通常的应对方法。对于潜在的网络暴力受害者高危人群提出的申诉，尽量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平台、网信办予以解决。

3、做好起诉方经济层面的保障和兜底安排，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权益维护。

(1)法院在判决网络暴力侵权案件中，被告构成侵权的，被告应承担的原告的律师费、侵权赔偿金额尽可能高一些，从而提高网暴者的违法成本。

(2)一旦发现构成犯罪的，法院一定要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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