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忠山

改革开放40多年来，M2的增长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近几年来，特别是三年疫情结束的后疫情时代，M2的增长并不伴随经济规模的增长，即M2匹配经济增长的效应持续降低。中国或许正陷入“流动性陷阱”时代。

如2023年一季度增加15万亿M2，同期仅1.35万亿GDP新增。此情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凯恩斯所描绘的经济状态，叫流动性陷阱。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流动性陷阱”。当前经济处于复苏早期，货币供应充足，但内需不足、信心不振，虽然一季度M2高增，但大量货币以预防式储蓄的方式沉淀下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并未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流入实体经济循环，形成货币沉淀，即“流动性陷阱”。呈现以下的特征：

1、物价增长速度连续下滑，市场存在一定“通缩”担忧。4月份，CPI同比增速回落至0.1%，同比增速连续三月回落，6月CPI增速逼近于0，市场存在“通缩”担忧;

2、经济增长不及货币供应增速。去年至今M2投放约40万亿，今年一季度M2增长12.7%，社会融资额增长10%，而名义GDP增长4.5%，货币乘数下降，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长;

3、货币需求量与利率背离。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至1.5%后，大小银行业纷纷降低利率，但居民贷款余额依旧未出现明显增长，表明居民决策受信心的影响远超利率的降幅。

4、今年以来贷款利率依旧为下降趋势，处于相对历史低位。一旦经济和市场信心下滑超出合理区间，“流动性陷阱”会使央行下调实际利率与保持实际低利率都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货币政策失效，金融加速器促使经济波动加剧，产生了负利率风险。参考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流动性陷阱存在负反馈的循环，预期转弱逐步长期化，总需求不足，经济活动萎缩，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

为了避免“流动性陷阱”风险扩大，防止经济二次探底，需要全力拼经济，提振信心，扩大内需。建议加大政策力度，财政和社会政策共同作用，以形成扩大内需的合力。

1、财政政策应扩大预算支出规模，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由于政府支出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大必然相应地增加社会总需求。赤字政策有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政策措施以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前提，以加强社会总需求管理为重点。

2、实施预算收入结构性改革、促进财政收入模式转型。过去30多年，地方财政收入日益依赖非税的土地转让收入，房地产市场收缩后对地方财政收入形成很大冲击，因此要推动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从土地财政转型股权财政、改善市场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供给端加力发展新基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3、税收政策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实施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一般来说，减税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地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相应地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种类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膨胀效应也不同。对增值税的减免，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会刺激供给的增加，即这种减税的膨胀效应主要在供给方面。对所得税的减免，则可以增加社会需求，膨胀效应主要表现在需求方面，因此建议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作为减税政策的主要方面，适度兼顾增值税减免。

4、小微社会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强，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全面扶持小微社会服务业，重点是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首先要进一步减免税费，其次要改善营商环境，降低或取消各类不合理与超负担的检查、罚款与整改，最后要降低新设小微社会服务业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创业。

5、中央政府应鼓励各级地方政府提振消费并有序发放消费券。对于有财政实力的地方政府应将发放消费劵纳入地方政府年度预算，并重点针对失业人口和低收入家庭进行专项消费劵发放，既能体现政府的社会救济职能，也能更好的发挥消费劵的消费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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