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宇新、张瑾

科创企业是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微观支撑主体。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科创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高水平创新成果输出。这需要高质量科创生态环境作为基础性保障。当前上海科创生态环境能级不高，科创企业还不足以支撑起全球科创中心的地位。加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上海的科创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尤其是包括“专精特新”在内的很多中小型科创企业承受了极限压力，可能恶化上海科创生态环境，从而影响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如何优化上海科创生态环境，缓解或消除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影响，是当前需重点关注的问题，这决定了上海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发展困境

目前，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发展主要有三大发展困境：

一是上海未能培育出世界级具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这是上海的科创生态环境发展的最大困境。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地处国内经济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区域领头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既未能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统领域的科创型公司，也未能培育出本土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科创型公司。

二是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对科创企业的营商环境友好度不高。对于科创企业来说，上海的营商成本过高，不论是房租还是人工成本都是较高的，高精尖的人才供给又不足，而且金融支持政策缺乏可操性。尽管上海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也出台了大量的金融支持政策，但因很多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大部分具有前景的科创型企业在实践中很难真正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是上海科创生态系统缺乏环境适应性和灵活性。疫情影响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大量科创企业被社保、工资等成本压力与业务萎缩压力推向破产边缘，让很多中小科创企业的企业家们对未来产生了较强的负面预期。导致中小型科创企业处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其环境适应性不足，业务和创新调整的灵活性也明显不足。

二、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发展困境的原因

导致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发展出现困境，主要有三大原因：

1、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让政策决策部门与科创市场发展需求间出现明显脱离现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中，政府更多地强调制度环境建设，做好监管者的角色，试图尽量少的去干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对于成熟市场体系来说是较为科学合理的，但是对于市场成熟度还不够高的环境而言，可能会导致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有较大差距。

2、政策对市场化主体的关注不够。上海国企在经济系统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科创发展上比较注重激发国企科创活力。如《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中提到“在建立相关制度、流程合规、相关负责人履行勤勉尽职义务、未谋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对探索性的转化行为不追究决策责任”。这是对于国企事业单位来说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和激励性，但对于市场化企业组织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激励意义。实际上，科创的高风险活动与国企的运行机制匹配度不高，在国企机制下是很难产生出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创新的。这类创新是产生世界级企业的根本，必须依赖市场化力量。

3、政策可操性不足，存在较大的政策套利空间。这将导致政策导向在现实中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政策效果较差。如作为上海市最重要的科技法规——《上海市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条例》，理应是科技行政管理领域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法规依据，但该条例中存在大量“鼓励”“可以”等缺乏操作性的文字描述，这种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的条文内容不完整、表述模糊，在推进过程中就会让科创市场化主体很难享受到政策支持红利，并容易产生各种不利于市场环境净化的政策套利行为产生。

三、优化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的三大困境和三个主要原因，当前优化上海科创生态环境建设应优先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推进：

1、协调好政策决策部门与科创生态环境发展需求关系，提升政策灵活性。要制定出合理有效的优化科创生态环境发展政策，必须具备时时了解科创生态环境发展问题和科创市场主体诉求的机制和能力，并且具备应对科创生态环境发展问题的政策对冲工具箱。要建立起政府与不同类型的科创市场主体间的动态化交流沟通机制，以帮助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及时优化政策，灵活应对系统性冲击风险。

2、优化政策可操作性细则，改革政策实施模式，提升政策支持力度。现在出台的部分政策条款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很容易形成政策套利空间，政策目标与现实效果之间会出现较大差距，还会导致科创生态环境恶化，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让一些投机性企业获得较大政策红利，而具有前景和能够沉下心来进行科创研发的企业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享受到政策支持。必须细化政策具体操作规则和要求，消除政策套利，利用大数据技术主动精准对接或者启用可信、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改变政策被动性发挥作用的模式，而采取主动性政策推进模式。

3、政策支持应聚焦科创决策主体和决策环节。现在任何一个高水平创新，都是一个组织行为的结果。因此，除了关注创新技术要素的鼓励和培育外，应该对于创新投入的决策群体进行鼓励与保障。要从科创活动的决策环节入手和决策主体为对象出发，来激发科创动力与活力。高水平科创往往对应着高概率的失败风险，政策如何介入到失败成本的承担是未来优化科创生态环境的关键。政策应从决策源头入手支持，重点是促进科创文化的构建，形成科创失败容忍社会氛围，激励科创行为，让科创决策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行为，筛选高质量科创活动，对科创决策的不同环节予以明确支持，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

4、政策应重视科创企业家的培育与科创企业家的预期管理。科创企业家是社会稀缺资源，是科创企业组织建立形成的关键。政策不仅应倡导科创文化，而且应降低科创企业家的科创活动与经营成本，这是关键。优秀的科创企业家一定是市场筛选出来的，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对于科创企业家的培育是社会职责。政策应重视科创企业家的培育成长，加强帮助市场筛选科创企业家，降低其科创起步的营商成本，而这一过程必须重视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凭各种奖项评价来确定。对于已经具有成熟企业组织的科创企业家，政策必须注意到该类群体的预期管理，这次疫情冲击和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形让大量企业家对于上海发展环境预期出现改变，如何改变这种预期是具有迫切性的，也是当前政策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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