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把每一份精神和光阴都用来为国为民的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在1949年3月从上海经香港奔赴北平的航船上，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新政协途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红!红!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更是对中国未来的期许。”这一镜头的背后，是他在历史长河时空因缘下“与时俱进”的真实写照。

1987年，时值黄炎培先生诞生110周年暨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成立70周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京联合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图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会主席邓颖超为黄任老的题词。

今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80周年，80年来民建传承先辈的精神与信念，培养造就了无数的后辈精英。站在2025的年轮上，回望黄炎培先生一生四次重大“与时俱进”的历史选择，我们从中来汲取先辈审时度势的人生智慧和心系天下苍生的责任担当。

抓住辛亥革命后千年未遇之变革窗口，辞去官职，考察调研国内外教育，“与时俱进”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谋求教育救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帝制，打开了广大民众进步的闸门。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革命虽成，而民智未开，教育尤为急务”的这一深刻认知促使黄炎培坚定转向教育救国。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都督府教育司长，他曾试图改革，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但因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趋势对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与旧的教育思想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黄炎培遂于1914年3月淡出政坛，转而寻求民间出路。

1914年2月，黄炎培以江苏省教育会(民间)常任调查干事兼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对中国本土的教育现状进行系统调研，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浙江诸省，目睹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毕业生就业困难，因“所学者非社会所需”。国内调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校厂结合”“因地制宜”，如农村侧重农技，城市侧重工商;还需保留传统工匠制度的优点(如师徒制)，但需注入现代科学知识。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炎培作为教育界代表受邀参加。在美国三个月他参观访问了芝加哥、纽约等地职业学校，认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也特别关注“半工半读”制度，因其可降低贫困学生求学成本;同时美国企业资助职业学校(如福特公司培训技工)，体现了“产学结合”的优势。他把美国教育归纳成两个要点：一曰应用，有用者教之，无用不教;二曰各别，求各各发表其特色，不求统一。

1915年，黄炎培(中)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时与美国农民在一起。

经对国内外教育的研究和考察，黄炎培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当务之急是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为振兴经济之关键，进而主张实行职业教育并着手实践。

1917年1月至3月期间，黄炎培受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托，考察了日本、菲律宾及南洋(今东南亚)的教育。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成果、菲律宾的美国式职业教育及南洋华侨学校的实践均为考察重点。日本将教育与社会需求结合的模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工业技能培训。同时注意到菲律宾学校开设农业、商业等实用课程，职业教育可快速对接社会需求，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就业，只需避免殖民色彩，强调教育本土化。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宗旨在于研究、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职志，提出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不应脱节的主张，实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1917年10月创办出版《教育与职业》月刊，宣传职业教育理论，介绍国外经验;通过演讲、调查、合作办学等方式，推动职业教育在全国的发展;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学校设于上海南市陆家浜，主要面向穷人家的子女，学费低廉;开设木工、铁工、珐琅、纽扣等实用科目，附设机器、木工、珐琅、纽扣等工场，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实习;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实现国货的自给自足。职教社还推行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为成千上万青年传授职业技能，帮助许多失学失业青年找到工作。中华职教社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量战时急需的技术人才，历届毕业生在每年暑假前，常被用人单位招聘一空，服务工商、航空、铁路、军事等领域，深受欢迎。

黄炎培先生用国际视野与民族立场相结合，既借鉴国际经验：职业教育必须“社会化”(根据社会需求设科)、提出“做学合一”原则、强调实践教学(比单纯课堂讲授更有效)、吸引实业界参与(如德国双元制中的企业角色);又拒绝照搬国外模式进行本土化调整：强调中国职业教育应结合中国农业为主、工业薄弱、地域差异大的具体国情(如中华职教社早期开设农科、纺织科)、避免成为“资本家工具”，主张教育平等(如招收贫寒子弟)等主张和做法，都是针对中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实际环境下实践的“与时俱进”，是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解决中国和其劳动人民的国计民生，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爱国报国行动。

二、促国共和谈，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得遇毛泽东，“窑洞对”铮铮建言犹在耳边，“与时俱进”参与政治协商、推进民主建国

为团结抗战力量，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组建“国民参政会”，作为国策咨询性机构，展现“民主团结”姿态，这时的黄炎培等作为中华职教社负责人被遴选为无党派社会贤达类参政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是参政员。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黄炎培等人就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有了接触的机会。作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和中间派代表人物，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黄炎培等中间力量，通过参政会提案、舆论施压、私下沟通等方式积极斡旋，维护国共合作，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成为战后政治协商的重要角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重整旧河山，建设新国家，是饱经战乱的国人最美好的愿望和最迫切的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共识和强烈的呼声。

1945年6月2日，为促成国共商谈制造和谐气氛，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稿，作为中间派人士，希望团结国共，避免内战，确保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并做口头报告，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发言。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6月22日，延安复电表示热烈欢迎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来延安共商国是。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一位因病未成行)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一行六人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往机场迎接。

延安5日，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会后形成的《延安会谈纪要》，是抗战以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体现了党派协商合作中求同存异的精神。黄炎培等人还参观了延安的政府机构，自由走访了市场、农场、学校等地方，并与各类群众、新旧朋友交谈，询问政策、物价和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延安的风土民情。亲眼看到了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生产生活状态，实事求是、亲力亲为、平易近人地向工农知识分子学习、切实寻觅民众痛苦、务求实际有效工作，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做到负责的政治作风，与他多年的理想和主张都非常接近。

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意识到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在他的心中，延安社会，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社会，也是最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的社会。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形势，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中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延安之行，是用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的现场调研和考验，直接影响了黄炎培，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民主氛围与不断追求进步前途光明的中国共产党后“与时俱进”的政治选择，为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携手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创立民主建国会，“与时俱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实践基础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战后期开始酝酿，抗战胜利后具体筹备建立。发起人之一即是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以职教社为骨干的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化教育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成员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

1945年12月16日民建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等重要文件，可概括为：要求民主和建设。《民主建国会章程》表明民主建国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民主建国会政纲》把民有、民治、民享作为建国的最高理想。

1946年6月底，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重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和平幻梦，被残酷的内战现实打破了。

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并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交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中国共产党。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后，国民党依然一意孤行，在1946年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12月31日，民建等11个政治团体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全国大规模逮捕民盟盟员。在这一严酷事实的教育下，11月，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也被迫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公开发表。他指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的论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进步人士中被广泛阅读和传播，使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革命胜利发展前途的认识，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致电民革李济深、民盟沈钧儒，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标志着中共中央主动联合民主力量的开始。1948年5月5日首批民主党派联名响应，这是民主党派首次集体公开表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48年5月7日及之后各党派单独发表声明，以党派名义响应。

1948年5月23日，黄炎培在上海主持民主建国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并推举章乃器、孙起孟两人为驻港代表，与中共中央驻港负责人取得联系，向中共中央表明积极响应“五一”号召;通过香港《华商报》等渠道发表声明，明确支持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在民主人士中积极联络，推动民建、民盟等党派与中共中央合作，以实际行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93页，记录了1948年5月23日在上海召开民建常务理监事会的情况：“商定了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通过决议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

这个“与时俱进”响应“五一”号召的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标志着民建放弃成立宣言中提出的“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坚定地选择了追随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立场，为此后民建事业的一路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在带领民建做出历史抉择后的黄炎培，从旧中国不入污泥誓不做官，“与时俱进”为新中国建设出山，做起了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所新的大厦”墙壁上书写的大字，是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共商国是的成果。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在周恩来总理“为服务人民”的诚意动员和大力成就下，大会的最后一天9月30日，黄炎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成为新中国首位担任副总理的民主党派人士。

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关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党格局，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从此，民建和其他民主党派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活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展现界别智慧特长，建言献策为国出力。

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北平举行(第二排左一为黄炎培)

黄任老曾有三年时间担任过江苏省都督府教育司长公职，后毅然辞去官职去民间寻求教育救国。袁世凯和之后的北洋政府都曾两次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蒋介石也先后多次封官许愿、拉拢提携，都被他一一婉拒，因为对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时代的官僚腐败统治深感失望，他不入污泥誓不做官。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黄任老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1949年5月大上海解放，中央紧急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就曾两次登门邀请黄任老出任委员会副主任，惜被婉拒;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总理再次用耐心和真诚说服他说：“现在是人民政权，不是做官，是服务人民。”总理的多次恳谈、尊重选择和委以重任的方式，感动黄任老打破誓言，在关键岗位发挥实际作用，成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参与新中国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做事的“与时俱进”，不仅是黄炎培个人造福公众志向理想的践行，通过实地调研、履职尽责为新中国初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建言献策，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给予党派人士的平等、团结、信任和尊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极大诚意，使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有了通畅的沟通渠道和体制机制上的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党外人士、也是党外人士向党靠拢的典范。

连任三届民建中央主席的黄炎培，在个人与时代结合下四次重大“与时俱进”的政治选择，既是其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延续，也展现了其作为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在民族复兴大业中的责任与担当。黄任老热爱祖国“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民建人竖立了对标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在民建后辈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最典型的历史事件是198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对宪法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曾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领导职务，主张通过教育和经济发展促进国家进步，也是民建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重要领导人)，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这一内容加进去。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把多党合作写进宪法的建议。

民建中央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改宪法的建议，这是民建后辈领导人继承黄任老“与时俱进”光荣传统的最好体现，使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立宪层面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之一!

2022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郝明金主席代表民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强调：“继承‘与时俱进’传统，就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参政议政的着力点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上，做到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在哪里，民建的履职实践就跟进到哪里。这是‘新时代’赋予参政党的历史使命。”

民建创始80年来，作为热爱国家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地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我们国家的民生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参政党，将继续沿着继承和发扬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与时俱进”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的脚印一路前行。

(本文获2025年民建中央重点理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