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被誉为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毛纺织大王……各种头衔集中于一身，于是被总括冠以为企业大王、实业大王的头衔。1949年10月下旬，刘鸿生从香港到北京。他的归来是“王者”归来。

刘鸿生的归来，黄炎培与他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大意是宣传中共的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以及企业复工复产等情况。周恩来得知刘鸿生归来，即接见刘鸿生并一起用餐，充分说明中共邀请刘鸿生归来的诚意。那么刘鸿生归来起到哪些作用，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对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种种困难、对民建工商联发展初期有哪些历史作用，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一、对民建组织扩大影响，团结经济界、团结工商界人士，为新中国恢复时期的生产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民建是以经济界、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治组织，民建早期成员中工商界人士大多知道企业大王刘鸿生，有的还与刘鸿生的企业有过生意上的交往，有的是朋友，有的是顾客，有的是企业职员。 1950年6月23日，刘鸿生加入民建，在当时产生了示范效应。他在民建的第一个职务是民建上海临工会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3月，民建上海临工会完成历史使命，成立民建上海市分会，刘鸿生任副主任委员。1956年5月民建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刘鸿生仍然是副主任委员。1955年4月民建中央第一届委员会召开，刘鸿生是常委。作为民建有代表性的人士，刘鸿生在工商界，尤其是在他所属企业，都产生了示范效应。据档案资料披露：刘鸿生所属企业的职工有3万人左右，投资总额难以准确匡计，大致在2000万元(老法币)以上(不包括企业盈利)。所以，他在民建的表现，起码能影响和带动数以万计的人。他所有的华东煤业公司、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纺厂等企业都是上海解放以后最早开工恢复生产的企业。

二、在工商联带动企业家积极恢复组织生产，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捐献飞机大炮，参加抗美援朝大游行，起到引领作用。

刘鸿生回到上海以后，《上海工商》记者闻讯进行采访，请他谈谈当时工业建设问题。刘鸿生对于办企业驾轻就熟，针对当时资金缺、设备差，厂房烂的状况，他说：“缺乏机器和必要的原料，应该努力拿农产品或特产和某些精良的工业品输出外国，换取外汇。”他批评某些办厂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地拿出力量来办厂。如果弄一个破厂房，内容空洞，只凭着招牌在市场买进卖出，不仅在生产上无帮助，而且和投机商人一样的有害于社会。”对于当时敏感的劳资问题，刘鸿生非常有把握：“劳资问题，并不可怕。只要资方在劳工福利和卫生设施上办得好，劳资关系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全国有4.75亿人口，刘鸿生有独到之处，他说：“在克服困难，进行建设时期，中国有两种人是好榜样。人力车夫是男人的好榜样;奶妈是女人的好榜样。他们那种终日勤劳，只求简单温饱的生活方式，和抛开自己利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为目前全国人民的好榜样。”这是刘鸿生以自己几十年办企业的经验谈国家建设，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经济建设的关切和热心，同时也体现了他爱国爱家爱人民的情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51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3位代表到上海作了47场报告，100多万人听讲。其中，在工商界也举办了多场报告会。全市各界积极捐献，工商界捐献6000多亿(旧人民币)，折合战斗机404架。刘鸿生所在的毛纺、火柴、水泥等行业，他嘱托儿子带头捐出巨款，捐献21亿(旧人民币)，以当时15亿一架战斗机来计算，刘鸿生捐一架战斗机以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成立，他被推为副主席。

有次100多名从前线抬下来的伤病员将到上海华东军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医，北京总会希望上海做好接待和救治。当华东分会工作人员正在为难时，时任该会副主席的夏衍却笑称这难题不难解决，也不必开会讨论。只要将此事报告刘鸿生副主席，请他出面主持。夏衍知道刘鸿生抗战时曾担任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伤员救济委员会会长，对救治伤员有经验。刘鸿生接到任务，觉得义不容辞，说：“分会在上海接待最可爱的人，这是上海人民的任务，我责无旁贷。”他吩咐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准备情况，缺什么药，我好找医务界朋友去解决。1952年春节，当护送伤病员的列车缓缓驶入江湾车站时，刘鸿生和二军大、二军大附属医院的首长以及各界代表300余人在军乐声中列队欢迎。列车停稳后，即由二军大模范医务工作者、首届全国政协委员李蓝丁指挥护士上车，将重伤员轻轻地抬上担架，盖上棉被送入病房。经医生周密检查、诊断后，刘鸿生带队进入病房慰问。慰问毕，他应二军大的邀请，和部分轻伤员一起到礼堂出席欢迎会。会上，刘鸿生不用讲稿，以自己朴素的语言即席讲话。恳切希望全体医务工作者全力以赴，精心救护最可爱的人，使他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杀敌。他最后说：“你们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来解决。”时隔不久，他果然捐献大量贵重西药给分会，请转交二军大医院。

1952年9月，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第二次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时，刘鸿生特嘱托二儿刘念义参加。次年10月，刘念义又参加了华东分团的第三次赴朝慰问。带动工商界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引领工商界“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与毛主席3次会面同桌就餐，领会毛主席指示，学习《共同纲领》，在民建工商联起到宣传作用。

据现有资料披露，刘鸿生与毛主席有过3次见面和同桌就餐。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曾邀约工商界人士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等座谈。这是毛主席与刘鸿生的初次见面。建国以后，毛主席与刘鸿生也有小范围的接触。1950年6月，刘鸿生赴北京出席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毛麻纺织会议期间，曾有2次和毛主席同桌用餐。毛主席诚恳地谈到政协提案：“在会议里，不论何人，如有好的意见，都可以提出讨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任何人的提议，经大家考虑后认为对的，就应该立即实行，如果提案有时间性的，就不妨等待时机，稍缓实行，倘使行不通，就应当研究改善。”在谈到统战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冤家愈少愈好，朋友愈多愈好，在这次全国解放战争中，起义将领，贡献极大，都是由冤家变成朋友的证明。”刘鸿生听了以后，感触很深，回来以后他写下《北行观感》一文，记载他与毛主席的亲切交谈，以亲身体验宣传毛主席和政协会议的积极作用。他被毛主席的魅力深深吸引。1954年9月，刘鸿生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值赴会，他心脏病犯了，原本他已请假，但听说毛主席当选一定是全票，他觉得责任太大。因此虽有病在身，但他说“一定要出席去投票”。

《共同纲领》在建国初期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学习《共同纲领》是民建工商联当时的政治任务，《共同纲领》共60条条文，其中涉及经济政策的有16条，总纲(即序言)里有1条，经济政策这一章有15条。从理论上讲，这恰好证明了经济是国家命脉、社会基础，同时也昭示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视经济建设，民族工商业家的群体任重道远。刘鸿生深切领会《共同纲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回上海后，他的社会活动主要有3个场所，工商联、民建会和政协。在民建会和工商联他都是副主任委员，在市协商会(市政协前身)他也是副主席。每次会议，他必作宣传。当时因为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国内生产原料短缺，刘鸿生说：“我们创办一些试验所，自己来制造原料。”《共同纲领》把“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写进条文，刘鸿生说：我相信以后一定是办的好的”。

归纳刘鸿生在民建工商联发展初期的历史作用，静心审视新时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各项举措，赓续民建先贤优良传统和优秀品格，树立典型，正面宣传非公有制经济优秀企业及代表人士，引导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一定能够使现当代“四分天下有其一”民营经济再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作者：王昌范，民建上海市委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

编辑：徐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