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受访者/图)

今年以来，以DeepSeek、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3月4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表示，DeepSeek公司取得的重大进展，代表着一批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通过DeepSeek这类公司的兴起，可以看到中国在科技发展上的创新性和包容性。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重点关注的话题。陆铭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科技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凭借其灵活机制、市场敏锐性和创新能力，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主体。

对此，陆铭建议，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在创新中大胆试错，政策层面不设禁区;另一方面，破除舆论场对“资本”“资本家”的负面印象，客观认识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鼓励资本参与风险投资

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IT桔子”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中国新增独角兽数量已经连续4年下滑，并处于近10年来的最低点。

“这也导致中小微创新企业融资难，头部民营科技企业风险投资不敢投，海外资金不敢进等问题，困扰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陆铭表示，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引导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大基金的投资产出，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市场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科技领域民营企业还存在融资渠道不足的情况。

“过往的一些行业‘收缩性’政策，对民营企业长期投资布局存在信心上的困扰，不利于培育耐心资本，也不利于促进更多新兴产业中有竞争力企业的发展崛起。此外，民营科技企业还面临社会环境偏紧、算法面临误解等问题。”陆铭感慨道。

陆铭建议，鼓励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风险投资，针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更积极地推出新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加强政策协同，突破政策层面协同挑战。

“例如，部分地区尝试争取网络游戏管理特殊权限，导致全国性政策与地方试点存在差异，增加了企业跨区域运营的合规难度。地方在争取更大的产业管理权限的同时，应逐步推动国家层面对新兴产业的整体政策支持与开放进程，激发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强化全国具体行业政策的整体性、一致性，建立跨区域快速维护权益的通道，降低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本。”陆铭举例分析称。

对于民营科技企业面临的算法争议，陆铭建议，在引导企业规范算法应用行为，建立多元化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的同时，优化监管体系，分级分类精准推进算法治理。

“当务之急是要营造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陆铭认为，应鼓励民营企业在创新中大胆试错，政策层面不设禁区。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需要资本、创新、就业相互协同的社会氛围。

陆铭还认为，应进一步明晰政策信号，明确对创新背后核心要素的支持包容，破除舆论场对“资本”“资本家”的负面印象，客观推广认知资本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对优秀企业家进行“资本家”式的解读与抹黑，客观认识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陆铭建议，在制度层面建立“容错机制”，鼓励民营企业试错，优化市场准入机制，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细化基础设施领域开放细则，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竞争。减少舆论场对游戏、金融等不同行业的负面看法，积极看待不同行业在促进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在执行中避免对具体行业发展一刀切。

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据了解，2024年8月1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

在陆铭看来，对于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还存在思想认识不统一、行动上缺乏激励等问题。“需要从优化激励的角度入手，为更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驾护航。”

陆铭表示，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部分地方政府仍然在采取加大投资和产业招商引资力度的举措，其客观上的结果就是容易导致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

对此，陆铭建议，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越是人口流入多的地区越要加大GDP总量增长考核的权重，而在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则赋予人均GDP增长的更高权重。

“还应拓展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在陆铭看来，国家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但是，地方政府开展招商引资，往往会通过地方政府主导的基金来实施，并且要求被投资的主体返投本地。“因此，建议将公平竞争审查范围扩展到此类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严格规定不能设置返投本地的要求。”

另一方面，传统按行政管辖边界进行规划的体制，束缚了地方政府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手脚，这在各地都市圈建设中尤为明显。

据陆铭介绍，促进都市圈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全国已经批复了14个都市圈。但覆盖范围更大的都市圈规划，由于缺乏有关都市圈人口、土地等具体的一体化配置方案，到落地时会与以城市行政管辖边界为单位的城市规划产生冲突。这种现象在北京市、上海市、南京市等主导的跨省市都市圈中尤为明显。

陆铭分析认为，在特大和超大城市推进都市圈规划建设过程中，应尊重区域和城市的发展规律，从国家层面推进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发展规划，打造半径50—80公里的一小时通勤圈。

“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在都市圈范围内重新科学评估人口增长形势，并形成与人口增长挂钩的建设用地增长机制，以及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机制。在都市圈范围内规划各种用地的空间格局，打破按行政区划设置开发强度和开发边界的传统做法。”陆铭阐释道。

陆铭还建议，为了更好地推进都市圈发展，应新增类似于美国MSA(大都市区统计)口径的指标统计体系。鼓励城市群内的城市形成多类型的交流合作机制，在实现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互认基础上，探索深层次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