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我特别关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目前，正在讨论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民营企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关键要做到‘三个公平’，即让民营经济能够公平获得各种要素、公平获得市场机会、公平受到监管和法律保护。”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金融时报》记者：通常来说，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往往较难获得资金支持。您认为，对于民营中小微企业，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

杨成长：过去，普惠金融更多侧重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而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资本市场支持不足。此外，由于中小企业受限于规模小、专业人才匮乏、成本过高等因素，在运用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时困难重重。

实际上，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传统的银行信贷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匹配度并不高，中小企业更需要资本市场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优化股权结构和财务结构、推进战略和管理制度改革、开展并购重组、选择产业方向以及化解风险等。

综合来看，要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保险、信托、基金、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需要从企业经营发展需求出发，为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具深度的金融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今年特别关注民企如何公平获得现代生产要素。在您看来，当前民营企业获取现代生产要素存在哪些挑战?

杨成长：传统意义上，我们比较关注民营经济获得人力、土地、金融等要素，而我更关心其在数字、算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所遇到的挑战。

我把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总结为“四化”难题，即科技化、数字化、绿色化以及产业链高端化。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实现“四化”还需要外界提供中介服务。因为中小企业占民营企业的比重很高，单靠自身力量实现“四化”难度极大，这就要求政府、龙头企业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以科技化为例，民营企业在科技化过程中面临技术选择、技术路径、设备选型、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推广运用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虽然科技服务业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发挥龙头企业、科技企业、平台公司以及社会服务业的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只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实际的帮助和支持，让其在获得现代生产要素方面补齐短板，促进其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在“四化”新趋势下，宏观政策如何更好发力?

杨成长：在新趋势下，宏观政策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性。过去，宏观政策多针对实物经济，但随着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比例越来越高，应针对不同类型经济的驱动因素设计差异化的宏观政策，以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以数字经济为例，其产业结构是三段式的，即核心算力是基础(上游)，大平台大模型是中间环节(中游)，场景应用是下游，与传统的上中下游产业结构不同，其推动力也差异很大，所以宏观政策手段也应相应调整。

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数字经济下的应用场景。以新能源车自动驾驶为例，虽然技术上已取得较大突破，但要实现上路还需对交通规则、通信信号、责任认定等规则和制度进行改革，建议调整过去基于人的运行模式下的规则、流程、制度和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