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成（1905-1989），又名松涛,笔名任重,上海奉贤四团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加人中国民主建国会。金学成是奉贤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已成为党员群众学习教育的生动典型。他长期直接和间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奉贤最早的共产党员，参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金学成儿时生活艰苦，但学习成绩优良，操行端正，受到校长王孟培（前清举人）的器重，免收学费，提供膳食。1919年（14岁），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接触并研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接受了新的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于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侯绍裘（1896-1927,著名共产党人）和林钧（1897-1944，川沙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奉贤区志》记载，金学成是奉贤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同年毕业于第二师范学校，后短期任教于上海五卅小学。金学成参加过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国共合作)特派员身份在上海附近各县开展工作,策动民众响应北伐军。1927年,金学成参与组织发动奉贤、浦东盐民暴动。1927年3月，金学成随当时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林钧到南市树暨中学,参加由周恩来同志召开的有关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3月,上海市民政府成立,金学成担任市民政府专员。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局势日益复杂,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召集上海郊区各县党的负责人在南市蓬莱路上海市民政府开会,金学成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主持了会议。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派兵突然包围会场,逮捕了与会同志。金学成趁混乱之际冒充钱粮署的职员逃了出去,即向林钧作了汇报，林钧派他立即设法营救被捕同志。金学成利用国民党上海郊区各县党部驻上海联合办事处印章,拟写一份文件,证明开会的人都是各县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并列出了一张名单。随即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把证明文件和名单交给了警备司令部的头子陈群。陈群在操场上看着名单逐个核对被捕人员,证实了名单与被捕人员完全一致,于是当场全部释放,随后用汽车将全部人员送到市里。

　　东渡日本留学，从事革命活动，作品为国争光

　　1927年10月，金学成任中共淞浦特委委员。1928年秋,因公受伤。因身份暴露，经党组织批准,于1929年春节在妻子高璟的陪同下赴日本治病和留学。在日本卧病期间，金学成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共产党为反对中东路事件而在东京举行的“银座示威”。同年与何云、吴羹梅、苏光耀、陈高佣等创办华侨学校,对华侨子弟传授祖国历史、语言、文字知识,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宣传抗日、反蒋、亲共,并于1934年接任该学校董事长。1930年,金学成在东京参加了留日左翼学生的“读书会”。1931年,参与组织革命团体“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会”,并是这两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分析形势,一方面参加社会活动。1932年,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金学成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留日期间,金学成先后到东京明治大学经济专修科和日本国立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美专毕业后，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在雕塑艺术上颇有造诣，雕塑作品《模特儿》1936年入选日本文部省举办的“帝国美术展览会”，该作品是第一次入选的外国人作品，并获得一块刻有日本国徽菊花纹的金表。国内许多报纸对此作了报道，称誉他“为国争光”。上海《申报》也作了显著报道。史量才的夫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请金学成为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史量才塑像。金学成立即答应,同年冬,就亲自将史量才的铜像运送回国。解放后，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擅长人物肖像雕塑，风格写实，手法多样，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作品还有《许静仁像》《少女头像》《梳》《首》等。

　　办《文献》杂志和《华美晨报》，坚持抗日反汪宣传

　　1938年1月,金学成回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八路军总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金学成终于又找到了党组织。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创办宣传抗日的报刊，担任《文献》杂志社经理,同年冬，又担任《华美晨报》经理。此后办《文献》杂志和《华美晨报》就成为他在刘少文直接领导下的主要工作。《文献》杂志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全文刊登毛泽东著作的杂志，承印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革命文献。金学成曾化名“任重”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抗日文章,还翻译了一些有关日本的资料。

　　《华美晨报》是一份由进步和爱国人士主办的报纸，它属于美商出版公司，董事长是美国人密尔斯。后期主要由共产党员负责，这一时期的党员有梅益，社论部分由刘少文、陆久之、金学成等人在浦东同乡会的璇宫舞厅讨论商定。黄炎培先生在致张志鹤信中写道：“同乡会尚有一后起之秀，吾人必须另眼相看，金学诚君是也。30年来牺牲不少青年，但也养成不少青年。弟尚未获与此等青年为友。”黄炎培对金学成的期许与赞赏，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文献》杂志和《华美晨报》坚持抗日反汪的宣传,在国内外华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日军和汪伪的注意和憎恨。日军一再通过工部局阻止《华美晨报》的发行。汪伪特务机关还组织暴徒袭击《华美晨报》报社。《华美晨报》收到了一只水果箱,其中装有一只新砍下来的血淋淋的手和一封恐吓信,信的大意是:金学成,你们再写抗日反汪文章,都会有这种下场！1939年夏，日军会同工部局巡捕房搜查了金学成的家，金学成被捕，《文献》杂志被查封，《华美晨报》也被迫停刊。出狱后，金学成用公开职业掩护身份，继续从事抗日运动。

　　借助《改造日报》，向日俘、日侨宣传共产党主张

　　抗战胜利后，金学成按照党的指示，创办日文版《改造日报》，向日俘、日侨做宣传工作。

　　《改造日报》是由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创办的。其时正值日本投降，陆久之在上海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委任为少将参议，协助汤恩伯处理日军受降事宜。但其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中共秘密党员，他在上海的联系人为刘少文。当时滞留在全国各地的日俘、日侨达120余万人，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大连等地以待遣返。陆久之想办一份专门针对这些日俘的报纸，帮助他们了解时事，稳定情绪，以便于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战俘宣传和平，消除其军国主义思想。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后，他向汤恩伯提出建议。汤恩伯认为此举会为第三方面军工作增色，遂表示应允。继之，又商定报名为《改造日报》。陆久之自任社长，聘金学成出任《改造日报》总经理，特请汤恩伯出任董事长，以作挡箭牌。

　　《改造日报》终于问世，很快便在日俘、日侨中产生影响。其中大量的国际国内信息来自电台收到的东京、大阪、神户报纸。由于《改造日报》有大量反法西斯主义、促进军国主义者反省的内容，故客观上成了国民党出钱，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报纸。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招待上海新闻界。会后，周恩来将参加招待会的《改造日报》总经理金学成留下来对他说：“《改造日报》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周恩来还建议报社请郭沫若写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不久，郭沫若的文章在《改造日报》刊登。继之，又有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于伶等左翼文化人的文章发表，同时还有日本进步人士内心完造、山林秀雄等人的政论。

　　由于锋芒太露，《改造日报》遭到国民党和日本战犯中顽固派的攻击。《改造日报》揭露了美国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活动，也让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恼火，认为有损美国维护国际正义形象，要求何应钦立刻予以调查。对《改造日报》的议论，汤恩伯亦时有所闻。又有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目方治等先后向汤恩伯指控《改造日报》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汤恩伯遂撤去陆久之、金学成《改造日报》社长、总经理职，同时宣布将《改造日报》改为改造出版社，逮捕《改造日报》全部日籍记者、编辑。《改造日报》由此停刊。

　　参加工商界聚餐会，推动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战争中，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上海环境和工商界的特点，利用聚餐会的形式，从事同工商界人士的团结联络工作，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这是中共统战工作一个创造。

　　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成立，由刘晓任书记，沙文汉（当时化名张登）任统战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金学成，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报刊编辑兼营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上海分局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延安后，工商界中有的人认为中共“大势已去”，金学成等便在聚餐会上与大家一起分析当时的战局，帮助题目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进而认情整个形势。

　　工商界聚餐会讲析政治时事信息，议论民主和平问题，不仅团结教育了工商界人士，还推动了上海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对上海解放、接管和经济恢复，起到了相当作用。金学成参加的牛尾聚餐会，有会员约20余人，会员包括工商、文艺、教育、司法界人士，如胡曲园、孙晓村、于伶、蔡叔厚、陆久之、黄定慧等。另有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也经常出现在金学成家的聚餐会上，他曾计划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沙文汉和中共情报系统领导人吴克坚，都曾听过金学成和蔡叔厚的汇报，可惜策反最后没有成功。1949年1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专门召开会议，派沙文汉回上海传达贯彻。他来到金学成家，要求配合上海解放、接管和工商业政策做好工作。第二天，金学成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冒险奔波，很快把信息传递给了各聚餐会小组。

　　聚餐会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显著，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忌恨。1949年5月12日，特务密谋逮捕金学成、徐永祚等聚餐会骨干人员。中共地下党从内线得到情报，让金、徐等人火速转移，避免了一场对聚餐会革命活动的大破坏。之后，金学成辗转于几位好友家，直到解放军进入上海。

　　解放后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金学成先后由毛泽东签署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周恩来签署任命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1年3月16日，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潘汉年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希望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学成欣然接受，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开展组织发展工作。金学成先后担任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处处长、民建上海市分会组织处处长等职，为民建组织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金学成注重宣传党的政策，对稳定人心起了积极作用。1955年12月当时担任民建上海市分会常委、组织处处长金学成同志在政协做报告，报告作到一半时，有人要金学成同志去接听一个从北京来的长途电话。他听完后，就立即向大会作了传达，内容是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即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指示。金学成还举了好几个在旧社会里的大资本家到后来企业破产，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听了以后，会场里一片热烈的气氛，大家都很受启发和教育。不久又传来了“五不变”的政策：即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生活待遇五个不变。

1954年9月，国家主席毛泽东接见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奉贤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金学成1955年起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5年1月～1984年10月）。1961年5月起，连续四届任民建市委副主任委员（1961年5月～1988年5月）。是第一至四届民建中央委员，第一至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9月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金学成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2年，时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金学成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期间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

　　“文革”期间，金学成遭受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恢复工作后，振奋精神，为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奋斗。

编辑：仲晔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