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前的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日子。解放前的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国内的经济文化中心，既是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进行专制统治的大本营，也是各民主党派开展民主革命运动的主战场。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民建与中共地下组织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敌后革命斗争，为赢得上海的胜利解放和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钱锡声：我印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病故后，留下一家印刷厂，我便成为小业主。当时，小舅子舒忻早年参加了新四军，是上海张承宗同志领导下的地下党。他于1946年到上海来工作后，总是住在我家。因此，我同其他地下党成员关系也较密切。1949年4月，地下党组织让我印刷2万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支付200元印刷费，并嘱咐事前要妥善作好一切准备，严格保密，必须保证在上海解放当天完成。我一看布告的内容和落款是毛泽东和朱德，我就知道，这不是业务，是任务！

　　众所周知，解放前夕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地进行残酷血腥镇压，制造“白色恐怖”，妄图作垂死挣扎。面对这项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为《布告》所用纸张的面积较大、数量不少，不是一般的小印刷机所能印制，也不是个人操作能力所及；而且为了保密工作，在准备和印制过程中又绝对不能同其他人商议协作，所以这项任务可谓是需要拎着头颅去干，稍有不慎闪失，不仅是个人遭到不测，也会影响到组织的安危。当时，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一名坚定的拥戴者，因此甘冒生命危险，毅然接受了这一重任。

　　在只知道上海解放在即，却不知道具体日期的情况下，在自己厂里并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的条件下，在当时还有“灯火管制”的环境里，我只能在夜阑人静时，关闭门窗，独自通宵达旦地在斗室中埋头苦干，终于将印刷母版制成并妥善保藏，期待着上海解放的到来。

　　那是在1949年5月24日的夜晚，上海远郊密集的枪炮声刺破夜空传入市内。5月25日凌晨，我悄悄走出家门，在附近的街面人行道上，看到一排排依枪而睡的解放军，我马上明白是时候了，立刻跑回厂里，拉起两位工友，开动印刷机印刷。5月27日，在和上海人民共同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解放时，望着满大街都是由我负责印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我的心里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

保留至今的布告（网络资料）

　　但这件事我一直隐而不提很多年，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回报要求。因为我想，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当时党组织信任我委以重任，我受人之托，忠诚于事，言必守信，行必有果，如此而已。即便在“文革”中，由于出身问题，我被打成“黑六类”，遭受批斗；全家9口人被扫地出门，原来居住100多平方8间房间，被赶到只有10平方的小窝里，子女也受到牵连。在这遭受严重迫害的时期，我仍坚信中国共产党终究会纠正错误，黑夜阻挡不住光明的到来。

　　直到1985年5月27日《新民晚报》副刊上刊登了《第一张布告》的纪念上海解放的文章时，此事才得以公开。

　　孟征祥、汪筱云、程法善：在川沙打出第一幅欢迎解放军标语

　　1947年秋，上海民建临时干事会（简称临干会）派孟征祥到川沙，组建秘密联络点，发展新会员。孟征祥到川沙后，得到了川沙县友仁中学校长沈敬之先生的大力协助，寻觅到组建秘密联络点的“协茂米号”。之后，以“协茂米号”为掩护，通过宣传，先后发展了10位新会员，并配合川沙地区解放开展活动。

1990年孟征祥同志（中）到浦东考察

　　民建川沙联络点组建后，通过在工商业者中宣传，秘密发展了10位会员，汪筱云与程法善两人就在其中。汪筱云与程法善加入民建后，在孟征祥领导下，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1949年5月14日，为迎接川沙解放，孟征祥、汪筱云、程法善经研究书写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大标语，标语下署有“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天一早，贴出大标语迎接川沙解放。这张标语也是民建在川沙地区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49年6月川沙解放后召开庆祝大会

　　建国后，汪筱云与程法善作为川沙地区民建的骨干，与工商界人士一起积极参加认购爱国公债、支援抗美援朝等活动。

　　何萼梅：为民建递送《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

　　在迎接上海解放那一刻，有位民建成员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将事先准备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稿送至报馆。这位会员是谁？她叫何萼梅。

　　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往上海。5月22日召开的总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总会全体常务理事都为民建上海分会筹委会委员。11月10日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成立，何萼梅选为理事。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运行了一年，1947年10月组成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干事会，何萼梅是15位干事之一。

　　何萼梅担任临时干事会干事期间，主要负责宣传和学习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她根据民建领导的指示，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把准备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送至《商报》馆，要求《商报》馆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的那一天发表，表示民建组织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态度，意义非同寻常。

　　上海解放后，1949年5月29日，民建总会在沪常务理监事和临时干事会举行会议，为适应上海解放的形势需要，商定将“上海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何萼梅任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具体分工宣传组、出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