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谢维训 整理：吴亦雯

　　我出生在江苏江阴的农村，家里很贫困。我父亲有三个弟兄，因他不能种地，便到苏州去学生意了。在旧社会，打工者的工资很低，赚了钱他就抽抽香烟搓搓麻将。所以他到28岁再成家。小时候记得父亲一年也就回来一次，对家里的关心不多，因此由我母亲靠纺纱织布抚养我们哥俩。

　　8岁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两个来到上海。我们住在我的姨母家，我姨母的先生是开实业公司的。那时姨母已有6个小孩，因为管不过来，她就让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上海来帮她管家，所以我是在姨母家长大的。我现在95岁，到上海已整整87年了。

　　我姨夫开着一家永和实业公司，他做化妆品，做橡胶，还是比较有规模的。我在他家里成长，受姨夫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而且很节俭，没有一点不良嗜好。他既能干又实干，也很爱国，那时所经营的全是国货，在业界小有名气。

　　姨夫很重视教育，他们家共有8个小孩，他把8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他还出资给我哥哥读书，一直读到中专毕业。由于父亲在苏州做工，上海又没有房子，住在姨夫家也不是很方便，再说他们家孩子也很多，在我读到小学毕业后，母亲就希望我去学生意。15岁时，我就到舅舅和同乡一起开办的久康纸行拜师做学徒。在旧社会，纸张都是进口的，国内的造纸厂很少，上海也只有两三家。我学徒的纸行专门是做进口的生意，都是洋纸，在这里我要学外文，要学怎么进口，怎么订货。

　　我在这个纸行一共做了4年，因为我比较聪明好学，而且又勤奋努力，样样事情都抢着做，因此老板很喜欢我。这个老板很会做生意，人也很好，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经过这4年的积累，到1939年，我18岁时，便和一个堂兄、一个表兄一起合伙开了一家纸行，然后我们自己开始创业。

　　纸行经营的是洋纸，免不了要和洋人打交道，我们就到夜校去学英文。学了一段时间后，一般合同什么的都能看懂，有时候到洋行里面跟外国人讲两句也都可以应付，上海话叫“洋泾浜”，我就用这样的“洋泾浜”与外国人沟通。这样子做了几年。开始的时候，纸行还是很赚钱的，但我的表兄和堂兄花钱比较随意，我赚的钱一半都被他们用掉了。于是我萌生了与他们分开，自己独立开办纸行的想法。

　　当时开办一个纸行需要10万元，而我经过几年的积累，已经存下了2万元。姨夫很帮我忙，他投资了40%，我另外几个亲戚又凑了些，就开始单独创业之路。

　　1943年，欧洲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做纸的洋行是瑞典人开的，叫维昌洋行，在中国很有名气。因为他们是中立国家，所以这个洋行经营还是可以的。洋行的经理找到我，说是他们有个纸厂，如果向他订货，可以放在他们仓库里两年，这让我感觉到战争快结束了。当时因为战争时期，洋纸不能进口，上海的纸张价格飞涨，他还告诉我，上海的纸价很高，一吨纸的价钱到瑞典可以买7、8吨。我想，如果战争停止了，纸张一旦运回中国，就可以赚到很多。于是我决定卖掉自己70%的库存，去瑞典定购纸张。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在瑞典定购的第一批纸张也顺利运到国内，一下子我就赚到了20万美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字了。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通货膨胀很厉害，我就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主要经营交给哥哥负责。到了1948年，我已经拥有了上海大华洋纸行、茂昌兴纸号及香港大华洋纸行等三家纸行。也就在那一年，出现了一个机会，有个朋友的新建厂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建成功，他们找到我，想改建成一个造纸厂。这十多年来，我目睹了中国造纸工业的落后，也正有想创办自己纸厂之意，于是，出资5000两黄金买下了这个未建成的工厂。

　　随着内战形势日趋紧张，姨夫一家去了台湾，他在那里建厂，购置了很多地皮，帮我也买了一套房子，这样我也跟去了台湾。在台湾逗留了半年之后，没有看到前途，我就转赴香港。在香港期间，我得知上海解放了。解放后上海的厂怎么办？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从亲友的口中听闻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扶持政策，感觉到国内的形势还不错，经考虑后，于1950年8月携全家老小回到上海，并带回了100多万元港币，决心把那个空壳子的工厂重新建设起来。

　　回到上海的时候，当时电力很紧张，需要国家批，而造纸厂对电力的需求较大。我通过朋友关系拿到了批条，合股创办的合众造纸厂开始生产了。51年是上海工商界形势最好的一年，因为恢复经济得很好。工厂开工后，纸张生产供不应求，香烟厂也要，其他厂也要，生意非常好，那一年我赚了64亿旧币，相当于现在的64万元，那是个不得了的事。

　　建厂期间正逢抗美援朝，我捐了15万，相当于捐了一架飞机。记得好几家媒体写了报道表扬我，说我是从香港回来的，捐献飞机大炮，具有爱国情怀。我当时年纪轻，也的确比较热爱自己的祖国。

　　除了建设纸厂，我还做纸行的生意，国家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很好，因此生活较为安逸，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心情特别舒畅。1952年“三反五反”开始了，对工商业的政策逐步收紧。我把纸张商店并入工厂，后来实行统购统销。当时几年，企业困难重重，“三反五反”时期，政府不再进行统购，市场也不甚兴旺，工厂的流动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生存就极为困难了。后来我用自己家里的钱顶了一个月，却丝毫不见起色。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当时榆林区（现在的杨浦区）宣传部长正好到我厂里联系工作，说有什么困难政府可以帮你。我告诉他别的困难没有，就是缺少流动资金，没有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已联系外滩人民银行，可以去贷款了。当时榆林区只有两家公司贷到款，一家是正泰橡胶厂，另一家就是我。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那一年虽然很困难，但我还是赚了30多万。

　　就这样我的生产一直维持到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了。我作为上海造纸行业同业公会公私合营组成员，率先将合众造纸厂参加合营。公私合营的时候行业还有很多的困难，有负债有亏损的企业是不能合营的。当时有的厂有资金，有的厂亏损，有的资不抵债。像大中华造纸厂就是资不抵债，为了不让这个厂掉队，我们同业公会公私合营组成员想方设法，我和李坤泉，王国祯三人共同出资，我出了10万元钱，他们捐了4、50万块钱先把大中华造纸厂的债还掉，然后才保证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党对工商业者提出“听、跟、走”的要求，由于我在工厂和工商联工作表现都不错，区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玉清和市工商联副主任朱鸿仪两人推荐我加入了民建，我自己也感到加入民建可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合营之后我在厂里做副厂长，因为我是内行，生产搞得还很不错。我们厂一年有五六百万利润，以前都是几十万利润。后来区委让我到工商联去担任副主任秘书。因为那时候我只有30多岁，具体的工作都让我去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都在工商联工作。“文革”开始后，工商联的工作停止了，于是我回到厂里劳动，也没有任何职务。

　　“文革”开始时，我的工资从390块被割到90块。我爱人是从54年出去工作的，她拿70多块。我们一家8个人，我母亲，我们夫妻俩加5个孩子，生活已经比较困难了。后来造反派成立了，看到我爱人拿70多块工资，就把我的工资减到21块。那时家里2个孩子在上大学，3个在读中学，生活上更困难。我们本来住的五原路上的三层花园洋房被抄家后，搬进来6户人家，我们8个人只住了一间大间和2间小间。我每天还要到厂里劳动，翻三班。21块的工资去掉6块钱的月票，我每天只能喝5分钱的汤。我的体重从120、130斤跌到110斤。文化大革命前面几年我真的走投无路，又要劳动，又要批斗，经济上又困难，那时候跳楼的人很多，自杀的人也很多，凭良心讲，我想我们辛辛苦苦地工作，生活上也很节约，没有乱用过一个铜板，这个情况不会一直延续下去。我思想上还是很开朗的，所以能活到95岁。

　　孩子们的落差也很大，从家庭条件优越到后面衣食都无法保证。文革抄家的时候他们只有17、18岁，两个小孩要去插队落户，衣服总要添一些，那么要钱吧。我就向厂里面借100块钱买一些衣服，厂里起初还不肯，我就求人家，最后还是同意借了100块钱，我骑着自行车取了回来，为两个孩子添置了一些衣物。

　　到了文革后期有些回暖，我的工资调整到150块，我的心就比较定了，不用再喝5分钱的汤了,生活有所改善。

　　文革结束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党对原工商业者全面落实政策，抄家的东西还给你，钱还给你，工资扣掉的补给你，我也恢复了副厂长的职位，我真想不到能够恢复到这样，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时杨浦区工商联要恢复工作，而原工商联的干部都下放劳动了，区委就把我从厂里借出来，借调到工商联做副主任委员。杨浦区有一千多个工商业者，我们要帮助他们落实国家政策，帮助他们到单位里面疏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有各种活动也都要恢复。

　　1979年，邓小平接见工商联的五位领导时提出“人要用起来，钱要用起来”，在靖公的倡议下，开始筹建爱建公司。我们区工商联也积极协调和动员，一家一家跑，我记得杨浦区大概是集资了600多万元。当时主任委员分工，我负责爱建这一块。市里面希望爱建公司各区都成立分公司，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要调动各区民建成员和工商联成员出来积极工作。因为我对杨浦区的民建、工商联的同志都很熟悉，所以由我担任爱建杨浦区分公司经理。分公司成立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办公地点在工商联，然后借了一个写字台就开始工作了。爱建分公司当时对怎么开展业务、怎么样做也不是很明确。因为爱建没有场地、没有物资，资金又要出利息的，因此只能跟人家合作。我们申请资金很严格的，所以一开始只能从很小的企业办起。我记得第一家厂是叫民联橡胶厂。我们请了正泰橡胶厂的民建会员杨少振、唐瑞阳一起参加筹建工作，唐瑞阳担任厂长，当时正泰橡胶厂说有一个旧机器让我拿过去，昆明街道有一块100多个平方的地方给我们两家，然后一家投资1万5，成立了一个橡胶联谊厂。做什么呢，密封圈，各种机器上的密封圈。北京路上有橡胶商店专门卖这种密封圈的，我们这个厂就专门到那边拿单子来做。正泰厂的旧机器经过维修，请两个熟练老工人，再加上街道里面派了十几个待业青年一起把这个厂搞起来，搞得还是蛮好的。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厂，每年三十万的利润。国家生产在发展的时候，各种设备都要用到密封圈。我们接下单子后，给他们开模具，以至于后来北京路上的商店都来要我们的产品。所以，第一家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你别小看这样的小厂，一开始只有3万块钱开的厂，利润有30万。

　　第二年我们开设了富丽服装厂，我们公司又请了三个民建委员担任厂长，胡耀左，张惟青，应文元三位管理服装厂，任正、副厂长。为什么做服装厂？一是因为辽源街道有一个200人的专做劳防用品的集体企业做得不好，工资也发不出，他们的一个干部找到我，叫我帮帮忙。我说这样子，我来帮你开一个服装厂，名字叫富丽，富贵的富，美丽的丽。还有个原因是我们杨浦区有一个针织厂，国营的第一针织厂，他们党委书记是人大代表，开会时跟我一个组。这样认识了之后，他们厂生产的涤纶新产品可以提供给我们。开了这个服装厂后，我为辽源街道解决了200个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然后只做三个服装，一个当时叫扣子衫，上海很流行。第二个是涤纶裙，第三个品种是涤纶裤子，尤其是藏青的涤纶裤子，生意好的不得了。

　　富丽服装厂第一年刚刚上手第二年就有几十万的利润了，第三年更好了，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后来我想，我们既有原料，赚头又好，只给固定奖金不行，要用激励机制，加工一条8分钱。于是我请示了集管局局长，他同意了。工人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有的工人一天可以做100多条裤子，本来一个月工资只有39元，7点半上班，现在他们6点就来了，一天就可以多赚7、8块。我一条裤子卖8块，成本只有6块，给他8分我赚2块，这个生意多少好做。那一年，我们用50万的成本，赚了170万。当时杨浦区还没有一家100万利润的厂家，我做到170万，这个170万的概念现在不得了了，当时也是蛮轰动的。市民建正副主任委员陈铭珊、董幼娴来厂里面参观、视察，市委书记陈国栋也派人来取经，后来万国权（全国民建、工商联领导）也亲自来视察，对我们都是鼓励，《解放日报》报道说是鸡窝里面飞出了金凤凰，轰动一时。

　　我在杨浦区一共办了26个企业，其中有一个公司还是挖防空洞的。那时有一个小厂，问我有什么事情好做，真巧了，他来找我的时候，中百站家化科的科长也来找我，中百站要买我们爱建造的几套房子，让我想想办法，同时他还说可以帮我办一家集体的化妆品厂。我请示了爱建公司副总经理张春申。张春申很支持，答应给他三套房子，于是家化科科长帮我们办起了化妆品厂。我是开造纸厂的，化妆品不是内行，我就请来中华药房里面的一个姓朱的药剂师，这个药剂师对化妆品很有研究；我又请了一个电缆厂的车间主任、民建委员谢忠庭担任厂长。研发的第一个产品是两种颜色的雪花粉，一个是粉红，一个白色，做成双色的。瓶子设计得也很好看，商标叫“可蒙”。这个产品设计好、包装好，生产出来之后由中百集团发到各地去，这个生意好啊，一炮打响。50万的本钱就这样开始做，双方协商，利润上爱建让利，他们七成我们爱建占三成。就这样，从一个产品，到后来的“孩儿面”，慢慢地从几十万一年的利润增加到几百万，我们跟他们合作了十年，最后一年一亿产值，1000万利润。50万的本钱做到这样当真是不容易的。

　　合同93年到期，因为厂房是他们的，杨浦区区长来找我，说让我们退出。我请示了爱建的领导，大家认为爱建的宗旨是扶持他们，帮助他们。鉴于钱也赚好了，扶持也扶持好了，那么就让给他们了，我们无条件退出。当时这个商标有人出500万要买，我们没有卖，而是直接送给了他们。结果第二年德国汉高买下这个商标，花了3000万，要知道LV就是汉高生产的。说实在的，我们对区里面的贡献是很大的。爱建公司的贡献不仅仅是爱建本身的产业，还有对集体企业的支持与帮助。当时指导思想是帮助他们，扶持集体经济，帮助他们把人培养好，把技术教给他们，把销售做好。所以杨浦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对我们爱建很好，经常参加爱建公司的一些活动。爱建是专门做好人好事的，我觉得它是公益的，真正的公益企业。

　　办了三、四个厂之后，我们在区政府的要求下又开了一个饭店。他们给了我隆昌路一套房子，开了家叫“迎宾斋”的清真饭店，安排了40个回族青年的就业。为了做好这个饭店，我派了很多行家过去。由民建委员陆冲鹏担任经理，这个饭店投资10万元，每年利润10-20万元。因为杨浦区饮食行业情况不是很好，区里看到这么赚钱，就又给了我一套房子，再开一家饭店。后来我把这两个店合并，等于是扩大规模，可以坐三四百人，饭店的装修也很漂亮，这样以来一年好赚60万。

　　爱建做了很多的企业，没有失手过。没有失手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工商联有很多老工商业者，他们有这样的经验，这种机会看得很准，

　　再加上我们这批老同志对工作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我们这里有个一个老先生，每天早上6、7点过去，晚上6、7点回去，一天到晚都在店里看着的。饮食行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进货的漏洞，一个是账台上的漏洞，收进100块他收10块，有90块藏起来，所以我们老同志就看着。这也是这家饭店成功的原因。

　　我是造纸厂出身，想办一家纸张公司。一方面我比较内行，另一方面这个圈子的朋友也比较多。于是我请了几个朋友，投入100万的本钱，一做就成功了，我最多一年赚300多万。美国有几个造纸厂他们要打进上海了解情况，找到我，在华亭饭店请客，叫我发言，要我们帮助推销。这个厂原先专做牛奶壳子的，后来我把他们的纸张介绍到上海卷烟厂，中华牌香烟的壳子都是我卖给他们的，这样一来，全国烟厂都用他们的纸张。还有韩国韩松造纸厂的代表，他到上海来找我帮忙推销纸张，几百吨的订单，我都帮他解决了。当时还有很多厂找我做生意，国内也有，所以说我在造纸业当中名气很响，为爱建公司一年赚几百万都是很成功的。

　　我头脑也还是可以的，工业做了，商业做了，服务业做了，金融也做了。上海银行的前身就是信用社，叫上海发展信用社，我本来要办信用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当时闸北有一宝山信用社找我，要扩建增资，我答应投资120万。爱建公司那个时候从一些企业退了出来，所以我想要投资新的领域。我们眼光蛮准的，认为金融好，于是爱建公司投资80万，纸张公司投资40万，一共120万，结果由地方信用社变成了上海银行，这120万先是变成600万的股份，现在每年分红差不多200万，上市的价格是17.77元，这600万股份变成了1亿多。实事求是讲，我觉得我还是有眼光的。除了这120万，还投资了一些零散的金融项目。600万股本相当于一亿多，100多倍，说明我们的眼光和头脑都不错的。

　　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办企业真的是很负责任的。有一次在6月里，我和施企狄从饭店到黄兴路那里的防空洞去办事。以前黄兴路没那么多车子，从防空洞跑出去一段路要走20分钟，结果遇到一阵雷阵雨，衣服都湿了。这天我们回到工商联已经两点多了，我还没有吃饭，就在门口买了1毛2分的一个面包就当作午饭了。常常就是这样子的，现在的人往往不能理解，也不能想象当时这种情况。

　　我们赚了170万的服装厂是在一个玻璃棚办公的，冬天的时候杯子里面都能结冰。我们这些同志凭良心做事，从不问有什么好处。要知道国家当时也很艰苦，我们在工商联办公的两个写字台都是让木工来做的，而爱建的钱是大家集资的，为爱建为国家出力，我们能省就省，这个钱不能浪费。我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给我们落实政策，我们艰苦一点不要紧。我没有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平时也是节约贯的，解放前还穿打补丁的裤子。那时候我工作来不及做，吃饭买一个面包就解决了。我一会到这个厂一会去那个厂，平时有事都找不到我，所以我吃饭就在写字台前吃，也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找得到我。想想看，有26个厂呢，那时候又没有汽车，都是靠两只脚在跑。人家称我们是职业病，工作狂，作为职业经理人，只知道做事情，有时想想赚钱也不是为了自己，但是就是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我在爱建工作了十多年，爱建杨浦区分公司总共销售额9亿2千万，其中利润7100多万，我用爱建公司的投资资金不会超过500万。开始五年，我没有拿过爱建一分钱的工资，我是拿厂里面工资的，连车费也是厂里出的。后来爱建公司实施承包制，即你拿多少资金，就出多少利息，然后做出来利润跟你分成，我们是杨浦区第一个承包的。那时在爱建公司唯一在乎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够坐在刘靖公的边上，因为谁做的好，年会上的座位就离靖公最近，这是最高荣誉。我感谢爱建，在爱建这么多公司，这么多爱建人中，能奖励给我一套房子，110个平方，让我从心底里充满感激之情。为爱建做事情我很高兴，也感到很幸福。

　　我自己是民建会员，但我5个孩子4个是中共党员，媳妇也是党员，只有一个女婿是民建的，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是苦出身，做人奉公守法，不管到工商联还是到爱建，不管工作怎样辛苦，我都心怀感激地去做，能赚就赚，能省就省，我觉得做做事业蛮好，为国家做点事情也蛮好。大概有了这种心态，所以才能够长寿。有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我就讲了，不为名不为利。我的衣服有时候是媳妇买给我的，有的衣服我穿了20年，我不讲究这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生活很清苦，也很节约，但是我心态很好。

　　我这个人平时做人也比较低调，一般来说，区里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都是他们来找我，我从来不去找他们。我退休之后，区里的活动经常会邀请我，逢年过节的时候，区委书记也会来看望我。我帮杨浦区做了很多事。一个是外贸，第一个外贸单子是我帮助打进去的。这是一张饭桌上用的桌布订单，原先是由台湾生产出口到美国，一亿产值，是我把这个拉来的。其实，拉过来的这个产品原先在国内是没有的，我看了样本后分析，这个台布虽然粗粗细细，但纱总归只有一条，然后我请区里纱厂的两个总工程师也看了，他们能够保证质量生产，这个生意我们就接下来了。第一笔一亿产值的产品打开后，家纺公司经理去香港谈生意时也请我一起去，到后来家纺的床上用品全部是杨浦区做的，当时杨浦区集管局在全市出口量是第一位的。还有一个是蜡烛厂，为外国人生产圣诞蜡烛。那时昆明街道的一个厂想要做这个，但是他们不会，于是就跟我商量，我就帮他们，怎么帮呢？我就找了两个机器厂的内行老板，到浦东一家民营的做机器的一个小厂看设备，他们看了后，心里就有数了，造了几部机器一试就成功了。我还请朋友给他们做蜡烛模，成功后生意都拉过来了。还有一种是艺术蜡烛，涂颜色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总是做不成功。我就开动脑筋了，请来我们区里两个染料厂的工程师帮忙，他们用专业的技术试验成功后，这个艺术蜡烛的生意也很好，所以杨浦区这个蜡烛厂也是很有名气的。我能够帮人家就帮人家，他们很佩服我们，因为我们肯动脑筋，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很好，而且还不求回报。其实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本行，我是造纸的，但是我会融会贯通，我把这些经验都用在这里。

　　我也有缺点，出身比较贫困，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从来不争名利，就是靠着对经济观念的敏感性和“钻”的精神，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爱建特种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是在锦江小礼堂举行的，我作为基金会的理事发言，我说我们都到了应该退下来的年龄了，不要再占着位置，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让他们为国家多做贡献。

　　人物简介

　　谢维训：1922年5月出生，1956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原榆林区（现杨浦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杨浦区第三届至第十一届人民代表、第一届人大常委；原榆林区第一届工商联常委；杨浦区工商联常委、第七、八届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工商联会长；上海市工商联第七届执行委员、第八届常委；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第二届董事；爱建公司杨浦分公司经理；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第一至四届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