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罗?群 采访人：林永建?陆林华 整理：丁理豪

　　我是1949年6月加入民建的，说起对民建的认识，还先要说到抗日战争。1945年在重庆生活的我还只有十五、六岁。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三次，深受其苦，那时为了避免飞机轰炸，我和家人东躲西藏，经常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搬来搬去，生活很不稳定，也影响了我读书学习。好不容易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又要开始，于是心里七上八下。那时听说有那么一批人，当时被称为“第三势力”，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民主，要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国家。对他们的这个主张，我非常赞成。

　　这些人中有一位叫胡子昂，在重庆工商界中是比较有威望的一个人。我的叔父和姑父，都是在银行工作的，所以他们认识胡子昂。我听说胡子昂有时候也去参加活动，声称他反对独裁和内战。当时抗战期间，外省有一批流亡大学生撤退到了四川后，有的没有继续读书，直接找工作做。我们在乡下时，住所旁有所小学，来了几名流亡学生在那教书，他们租了我家里的部分房子做宿舍，时间长了我们彼此就熟悉了。后来这几名学生要去参加城里什么活动，有时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那时的活动也不像现在开大会什么的，有时就是在马路上，或在哪个小巷里，有人出来演讲，宣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往往听完之后，在场听众就跟在活动带头人后面，拿着小旗子走一圈，实际上就类似游行。在活动中，我听说了民盟，对民主党派有了初步的一点印象。当时我年纪较小，家长还是不许我去参加这种活动的。

　　到了1946年底、1947年初，流亡学生有些返回了重庆。其中有两个上海学生认识我，他们看我当时没继续读书也没工作，就劝我一起到上海去，并介绍工作让我做。于是，我就来到上海，他们很快就介绍我到浦东高桥附近一个私人办的小学担任教师，教了一年多书。到1948年下半年，学校停办，我被解聘回到上海城内。这个时候，我跟一个流亡学生结了婚。婚后就住在当时闸北他姐姐的家里。我那时仍没有工作，在家里很苦闷，直到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几天后，我丈夫和我讲，他跟民建联系上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好像找到依靠一样。没过多久，民建会内一位姓卢的同志到我们家里访问，并找我谈话，问到我在重庆的一些情况，我如实讲出。谈完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民建，我说十分愿意，实事求是地表示我想做工作。他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今后工作的机会很多。他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先学习起来。当时我表态愿意参加民建，他就让我签了一个名。1949年6月，我申请入会被批准，成为了民建会员。

　　入会后，我去做户籍服务员的义务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后，被派去做妇女工作，在1950年代初被吸收到妇联，在机关里工作，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思想认识逐步得到了提高。那时我丈夫要和一些朋友去做生意，我没有同意，劝他不要做，时间长了两人就产生了思想分歧，后来我们离婚了，我住到了机关里。那时候我内心很坚定，一心一意把整个人都交给党的工作了。我在妇联工作，还积极参加民建会议。后来中共区委组织部知道了我是民建会员，对这事很重视，当时就说我们闸北区没有别的民主党派成员，除了你这么一个民建会员。所以，他们希望我在这方面开展活动。他们鼓励我、支持我参加民建的活动，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于是，我一边做繁忙的妇联工作，如妇女扫盲、搞生产自救等等，一边正常参加民建活动。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我代表妇联前去参会。选举的时候我被选为闸北区副主席，那时还不叫政协，叫协商委员会，就是政协的前身。据说组织上安排我担任这个职务，是便于我与各方面的人联系。当时的协商工作，主要是协助政府部门，帮工人阶级与实业界资本家进行诸如待遇等方面的劳资关系协商，有时我被派去旁听，实际上也是政协在培养我。一段时间后，干脆把我调到区政协去工作。那时区政协只有两个专职人员上班，一个秘书，一个工作人员。我去，就是副主席兼秘书，因为那时区政协主席是中共区委书记兼任，也没有另外的副主席，而区委书记难以做政协的具体工作，所以具体工作就由我去做了。对外我就是政协副主席，对内我就是办公室秘书，那时诸如发通知、写报告、布置会场，都是亲自动手。

　　1951年或1952年，我参加了上海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后来普选以后，大概在1953年或1954年，正式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才成立了正式的政协。那时我还担任副主席，前后共担任了这个职务有十六七年。现在说来，那时自己太年轻，虽然不太懂，但工作是很积极的。

　　到1954年至1955年的时候，民建市委组织抓各区民建的组织生活，一开始由于区里会员普遍较少（如闸北区只有我一个会员），当时徐汇、闸北、虹口三个区的民建会员编成一个小组进行活动，这个小组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

　　中共区委统战部找到我，说就我一个会员民建工作开展不起来，还是要适当发展会员，建议我考虑先发展两个人给我当助手，一起做区民建的工作。不久，发展了区工商联行动委员会主任陈竹英（音）、统战部干部肖志良（音）加入闸北民建，肖志良（音）还担任区政协秘书。从那时起，我不再兼任区政协秘书了。

　　陈竹英（音）还主要管区工商联，1950年代抗美援朝，原工商业者捐造飞机大炮。那时闸北区这项动员工作，陈竹英（音）做了很多，因为她当时是工商界行动委员会的主任。虽然那时闸北区的经济发展不是最好，区内大企业和大户也不多，但是原工商业者都很积极，爱国热情很高。闸北当时没有落后，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区民建的工作主要是我在做，和大家一起研究人员名单，商讨哪些人可以发展入会，首先是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中进行考虑。那时我干劲十足，一个个去发展对象的工作单位访问，一个个了解情况，并在晚上召开座谈会，以此考察他们。后来发展了十几个人入会，编成小组。等发展到40至50名会员的时候，建立了支部，由陈竹英（音）担任当时的支部主任，我任组织委员。当时参加民建的同志，都是要求上进的，没有来钻空子的，他们确实是要想进步，要想靠拢中国共产党。大家都很强调“听跟走”，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闸北区和老北站区合并。原来北站的民主党派工作开展得比我们要好，合并之后，统战方面的工作就更加广泛了，民主党派成员也一下多了起来。民建支部合并后，陈竹英（音）继续担任主任，原老北站的陈宝山担任副主任，我继续任组织委员。不久，民建市委对闸北民建组织发展的积极工作提出了表扬，对我也比较肯定，就选我担任了市委委员，后来连任了几届。

　　1956年民建在北京召开二中全会，我被推选为上海市代表参会，和董幼娴大姐等女同志在一个小组。那次会议，我终于遇见了胡子昂。我和他说起从前在重庆的事情，我的叔父和姑父等等，他回忆起曾见过我但从未说过话。他说，你们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呢，现在我们是同志了。我回答他说在民建我还是算最小的，各位前辈的资格都比我老，我是跟在大家后面学习的。他还特地抽空请我吃饭，到全聚德吃了烤鸭。这些事情说明，民建会组织当时对我是较为看重的，悉心培养、待我不薄。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懂事。

　　“五反”运动开始后，我到区里协助做工商业者家属的工作。那时闸北民建的所有资料都由我管理，区里派了专职干部之后，我就交给他们了。进入1960年代，各区民建工作趋于正规化了，闸北民建有了专职干部做具体工作，我的具体工作就相应少了。但那时，极左路线好像也越来越鲜明，开展工作就发现有不少难处了。不久后，由于氛围上对民主党派工作更为不利，我在民建任职也牵连到我的后一任丈夫，一个老中共党员。我是内心注重家庭的人，明明认为民主党派的工作没有不对，但我觉得不太敢继续做党派工作了，我反复思考，为了家人，没能经得起考验，申请退出民建工作。

　　虽然是由于历史原因，但当时我的退缩是事实，所以民建组织现在对我这么好，常来看望我，我总觉得惭愧。“文革”之后，我被分配到山西路街道工作了10年，很起劲地埋头苦干，街道的同志们都很认可我。后来中共区委将我调离街道，安排到向东中学担任副校长。1982或1983年时，对我落实政策，民建市委组织处负责人前来找我谈话，说市委要召开代表大会，改选市委委员，问我是否愿意回去继续为民建工作。我考虑之后，说我年龄接近退休，也已多年不做这方面工作了，况且我也不是原工商业者出身，没有什么基础，现在去工作会觉得很有困难。于是民建市委经研究表示同意，并让我写了一个情况说明。

　　我们这一代人，做了一些工作，也受了一些委屈，自己也有一些退缩。如今让我很感慨的是，统一战线正在蓬勃发展，过去有段时间做统战工作，说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特殊战线，而现在是做到了真心的团结，是肝胆相照和荣辱与共。当今的年轻一代，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很高，都有他们的专业专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在付出贡献。从这一点来看，我还是很高兴的。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个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和国家的富强发展相比，都是些小事情。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珍惜现在好的工作环境，珍惜前辈打下的基础，为社会发展多多努力。

　　人物简介

　　罗群：1929年9月12日出生，1949年6月6日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原上海市闸北区家庭妇联主任、民主妇联宣教科长；原上海市闸北区协商委员会（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副主席兼秘书、原上海市闸北区政协专职副主席；闸北中学副校长；向东中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