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之雄 采访人：林永建 整理：殷?鉴

　　1956年，作为上海地区选派的61位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我去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见到了令人崇敬的毛主席，我朗读了致毛主席的信。会后，相关负责人建议我们加入民主建国会，并且推荐了介绍人。当年，我加入了这个光荣的组织。

　　我父亲方液仙创办了上海牙膏厂（前身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并销售中国第一支国产牙膏——“三星”牌牙膏，之后，又逐渐销售多种其他品牌牙膏。父亲一生致力于发展国货，常把“中国人应用国货”的话挂在嘴边，他坚决抵制日货，不与日本人搞合作。1940年，怀恨在心的日伪精心炮制了一起绑架案，残忍地杀害了我父亲。那时候我虽为家中老大，但也只有13岁。父亲去世后，家里人一时没了主意，万般无奈下将我登记为法人代表，就这样，我很小就成为了一名资本家。父亲过世后，企业由代理人李祖范一手管理。1952年，我从大同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原想根据分配参加工作，但李祖范过世了，家里人说服我回到牙膏厂上班。我不愿参与家里的生意，事实上当时工会也不可能让我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我便安心在厂里担任成本员。那时正赶上公私合营大浪潮，为早点摘去沉重的“资本家帽子”，我早早申请公私合营，我厂第一批完成公私合营。公方代表为人和气，有一次聊天中，我无意中说起如果成为青年积极分子该多好，还能去北京见到毛主席。他便问我：“那你想吗？”我难为情道：“我哪有资格。”没想到，公方代表把这话记在心中，结合我平时的工作表现，不久后将我推荐了上去，促成了我去北京参加大会，站到受毛主席接见的代表之列。

　　文革时期，36岁的我因“戴着帽子”，被安排到牙膏厂的印刷车间工作。那里放置着发热风箱，酷热难熬，这个工位在我们厂无人肯做。但我好强，每天从早六点到晚六点的工作12小时，忍受着灼热的同时，做到了产量第一。那时，家中还有三个儿子，确实要靠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生活下去。如今想来，这样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小时候出生好，什么家务都不会做，是党改变了我，锻炼了我，让我变得很能干，身子骨也硬朗。

　　作为民建会员，我常常对自己提要求，民建会员的身份也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特别在文革时期，会里一些与我情况差不多的同志互相关照互相支撑，建立起了手足般深厚的感情，我们坚信日子会好起来。早些时候民建的组织生活会安排在晚上7点到9点左右，条件十分艰苦，但我坚持参加。

　　后期，我大儿子下到农场劳动，二儿子顶替我进厂。1979年，我提前退休，全身心扑在民建、工商联工作上，先后担任民建市委委员，区工商联副秘书长，区侨联副主席，这份不拿工资的工作，繁忙却快乐。爱建基金会成立后，王洪昌动员我加入，生活并不富裕的我还是拿出了四万元以表支持。1990年我去美国定居，我热爱的“两会”与侨办工作告一段落。在美国的打工生涯中，我利用画画特长，在一家企业里画T恤衫。有一年，工作日遇上国庆，华人工人向台湾老板娘提议放假半天庆祝，老板娘不同意，还说自己的国庆日是十月十日，一位工人听罢就愤懑地站起来唱国歌，在当时气氛感染下，大家都受到鼓舞，全都起身唱起了国歌。过了几年，眼看着祖国蓬勃发展，我毅然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国内安度晚年。

　　人物简介

　　方之雄：1931年11月4日出生，1953年1月1日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会计、上海牙膏厂财务科成本会计。